陈雪莲：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谱系及其时代挑战

一、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谱系

（一）民主精英理论 

和三位古典政治精英主义理论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权力分配、政治权威和大众民主等概念上的观点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有诸多相通之。韦伯认可社会变迁是由文化、政治、经济精英推动的，他关于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少数统治者（ruling minorities）观点与帕累托和莫斯卡的 “统治阶级”“政治阶级”极为相近。米歇尔斯更是与韦伯有密切的学术联系，米歇尔斯关于寡头政治的分析直接受韦伯社会科学“范式”和“分类”影响，只是韦伯更关注“统治（domination）”如何实现,而米歇尔斯分析“民主”如何受限。虽然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有如此密切的“交集”，但韦伯极少被列入政治精英主义理论家的范围内，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韦伯的学术路线并不是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虽然一生多次参与左翼运动，但在学术上则是反实证主义路线。他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韦伯从理性主义出发解析人类社会的“理想型（ideal type）。直至近些年来，才有学者提出应给予韦伯以“现代精英理论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 of elite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of elites）”的地位。

韦伯认为人人都有同等资格管理公共事务的“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有限。直接民主将行政过程中的命令权限制到最低程度，行政职务一般轮流执政、抽签决定或经选举而短期任职。这种行政可见于民间联合体、瑞士或美国的某些区、大学等，这些组织需满足一下条件：1）该组织必须是地方性的，或者成员人数有限；2）成员彼此的社会地位相差不大；3）行政功能必须相对简单和稳定；4）该组织成员具备一定的素养。 当群体的规模超出某种限度，由轮换、抽签或选举而指派的人去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将十分困难。大规模组织的管理条件完全不同于小型联合体。现代国家的复杂性导致直接民主管理都是不稳定的，现代社会的民主必然催生“显贵（honoratiores）”统治。

作为韦伯政治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显贵政治”并没有在中文学界受到重视和讨论。韦伯对政治精英主义最直接的贡献是论证了显贵统治的无可回避性。韦伯与古典精英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的命运并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健康状况、社会身份都不可能没有差异。在权力的稳定分配以及随之产生的身份秩序中，被统治群体会接受高等特权群体所享有的天然优势。“显贵”可以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和统治，因为他们无需或相对来说极少劳动就能享有收入，或者说他们的身份使得他们获得适合进行统治的“社会声望”。早期以传统——惯例、习惯法或神圣律法为取向的社会中，获得显贵的身份往往是因为身份，如高龄。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民主是穷人反对显贵统治的强大工具。但是，富有经济实力却没有身份荣誉的群体也会利用民主来争取自己的显贵身份。行政任务的复杂化和行政范围的扩张，导致富有经验的人占据技术优势，必然有利于某些官员任职保持连续性。为行政目的而产生的常设机构，是实行统治的手段。这样的机构都是由少数人来主导（law of the small number）,这种机构或者是显贵统治的机构，或者是“独断”的机构。显贵机构内的成员平等共事。独断机构内所有官员被整合进一个等级制度，位于顶点的是一个单独的首脑。在韦伯那里，真正的民众自治是不可能的，社会的民主化和政治的精英化互为因果。

虽然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显贵政治无可避免，但是可以由“官僚制”来平衡其负面效应。韦伯提出经典的三种政治权威的理想型正是统治者支配被统治者所需要的三种组织结构和正当权威基础：以传统权威为基础的家长制、以个人超凡魅力为基础的领袖制、以理性为基础的官僚制。传统权威在现代国家逐步失去生存的基础，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领袖制也不符合现代社会长期运行的逻辑，现代社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rational and legal）的权威架构发展，出现复杂的官僚的体制。只有在仅凭业余爱好就足以完成公务职责的地方，长期的显贵政治才是可行的。随着行政任务广度、强度和质量的发展，显贵行政达到了极限。官僚制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可以有效弥补显贵政治的劣势。

韦伯为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竞争性精英主义（competitive elitism）”打下的基础是：不论是哪种统治类型，人们服从的对象是规范，而不是人。命令权的效力可以建立在个人权威的基础上，但是这些个人权威也是获得了认可而享有合法性。熊彼特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民主精英”理论，即，精英也需要参与权力竞争，需要通过民主来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民主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争取大多数消极的民众的选票而形成一个政治精英群体。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在其身前最后一本书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中提出的“竞争性精英民主 ”理论，为精英思想和民主理论的结合找到了一个生长点，在欧美政治思想史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熊彼特首先解构了古典民主理论的两大支柱：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古典民主理论中的民主是为实现共同福利而做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来执行人民的意志。古典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社会存在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福利、共同利益。但是，熊彼特认为，古典民主理论是一种纯逻辑推理所得，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的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古典民主理论的首要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但是，随着社会规模和复杂程度的增加，不可能每一个选民都有足够的能力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

熊彼特敏锐得指出，运用简单多数原则做出的决定往往是歪曲人民意志而不是实施人民意志。“多数人的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比例代表制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熊彼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民主的首要目标是让人民选举出作政治决定的人，即，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而不是直接做政治决定。熊彼特将民主界定为“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决定的权力”。民主作为一种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方法和制度安排，在现代大工业国家，其成功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人的政治素质要足够优秀。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进入议会和内阁的人应是品质极为良好的政治家。熊彼特认为必须有一个阶层或团体把政治看做矢志从事的事业，经过严格选择而产生的政治家阶层要一心一意从事政治，这个阶层既不完全排斥新成员也不是来者不拒，但是要强大到可以同化新成员。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18年-1933年）的民主最终在反民主的希特勒手中遭遇彻底摧毁，正是因为当时精力旺盛的才智之士抛弃了魏玛政治事业。作为政治精英的政治家阶层是熊彼特竞争性精英民主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在熊彼特那里，民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在统治，每个集体都不可能不接受领导而行动。选民的选择不是出于选民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对选民选择的塑造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政治精英是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民主是产生精英的制度。 “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政治家通过争取人民选票来“竞争领导权”，民主只是指导政治家们去竞争性地获取政治决策权力的一种程序性方法。民主国家对个人自由最大的保障是保障每个人都有竞争政治领导权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

民主精英主义者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一样认为精英统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但更着重于讨论“民主”如何限制精英的领导权。韦伯提出精英获得统治的合法性需要经过民主程序获得民意授权，熊彼特更进一步将民主视为选举精英的制度。民主精英主义为现代政治精英理论在“多元竞争”的原则下讨论政治精英如何民主得统治大众奠定了基础。政治精英理论与民主政治理论在民主精英主义这里实现了调和。

（二）现代政治精英主义

熊彼特之后的现代政治精英主义理论家进一步聚焦于描述现实政治的运作逻辑。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在二战前观察美国和西欧的政治社会，提出政治研究就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是获取价值最多的人，即精英，而其余的人是群众。拉斯维尔以政治分析的方法丰富了政治精英主义的内容和方法。一是突破固化的身份论，从价值分配的角度界定精英相对于群众的优势在于获得的价值更多，而价值是多维度的，不仅仅是政治地位或财务。他提出了三个核心价值：尊重、收入和安全。影响核心价值分配的维度包括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而这些维度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精英的构成也随之发生变化。二是从实践层面总结和分析了精英维持统治的方法：象征、暴力、物质和具体措施。即精英通过掌控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利益、使用暴力手段、控制物资资源的分配和定价、吸收训练精英、制定政策等。

罗伯特·帕特南1976年写作的《政治精英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中总结古典政治精英主义三位创始人的学说时评价此前的政治精英主义的研究都太过于理论化，很少有经验性实证研究。而拉斯维尔开辟了政治精英主义理论的政治分析路径。受行为主义的影响，二十世纪中期的一批学者沿着经验主义传统挖掘政治精英在民主中的角色和功能，将精英视为政治分析的核心，偏重通过实证研究对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军事精英的出身经历、文化程度、社会关系、代表性和领导行为等进行研究，采用多种视角与理论框架描述与分析精英的构成和统治方式，及其在民主政治与民主转型中的角色和功能。

二战后，美国迅速崛起并成为民主国家的领头人，美国式精英代表之间的竞争性民主被认为是现代政治民主理论和实践上的最佳形态。但是，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则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只是一种幻想。米尔斯举了个例子，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投放的，但是这个重大决定的决策者在事前并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国会将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权交到少数人手中，公众未参与任何决策，无论公众是否参与决策，处在核心位置的权力精英都会掌控决策权。

不同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将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归因于精英所具备的与生俱来的“精英特质”“天赋”能力、世袭资源，米尔斯认为处在美国决策核心位置的精英的权力源自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只有依附于机构的权力才能持久。美国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并不单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拥有的更多，而是因为他们进入了关键的重要机构，进入这些机构是精英获得权力、财富和名望的基础。米尔斯认为美国社会内部，主要的国家权力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其他机构只是从属，这三大领域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在企业、政府和军队三大机构内，组织机构的扩张和行政化使得决策权日益集中，这些领域内金字塔塔尖的企业领袖、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往往团结在一起，构成美国的权力精英。

米尔斯敏锐的指出，未曾经历过封建统治的美国国内，精英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形态与曾统治欧洲各国的贵族家庭截然不同。美国不存在与资产阶级立场相反的贵族阶层，资产阶级不仅垄断财富，也占有名望和权力。美国的权力精英阶层并不是封闭的，权力精英的成员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但是这种流动更多是发生在精英阶层内部，企业、政府和军队三个主要机构对高层职位的需求趋同，占据高层职位的人越来越类似，首席行政官、军界领袖和民选政客之间信仰相同、意气相投、利益一致，彼此关系紧密。米尔斯写作《权力精英》时，统计了美国“二战”后的15年里，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内，大部分高层人士都在另外两个或一个领域内有过任职经历。精英阶层权力的集中化打破了美国社会的政治权力平衡。精英统治的权力和手段被强化和集中化，精英的影响范围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团结的权力精英阶层和分散的大众底层之间，还是中产阶级组成的权力中间阶层。民主社会的权力主体应是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成为权力的中间层，距离国家权力和决策中心很远。权力中层既不能像底层一样表达意愿，也无法像顶层拥有决策权，陷入一个半组织化的僵局。

米尔斯不仅聚焦了“权力精英”在美国这一“民主社会”中的结构功能和运行逻辑，更沿着政治精英主义的传统，分析了与“精英”同在的“大众”的角色和功能。在运行层面，“精英”和“大众”既是彼此的对立面，也是成就彼此的主体力量，显然这种“成就对方”对大众来说是不那么自知的过程。在《权力精英》中用了和讨论“权力精英”同样比重的篇幅讨论了“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民主社会的设计中，国家权力的主体应该是“公众”（public）,公众拥有所有合法权力，国家所有的决策都以公众福祉为理由，所有正式声明都以美国公众的名义发布。但是美国的政治运转实践层面上，“公众（public）”正逐步沦为“大众(mass)”，“公众”是相对自主的，而“大众”没有自治权，权威机构的代理人渗透到大众内部控制民意,这一转变过程与权力精英影响力上升密切相关。公众参与政治受两个核心要素的影响：一是独立自主的公众舆论，二是公众的志愿团体。但是，公众中一部分人被媒体影响成为没有独立意见的“大众”，另一部分人作为见多识广有能力表达意见的公众却成为“中立的专家”，对利益集团的争执不做出明确表态。公众真正参与政治的手段是组织起来组成“志愿团体”，但是，志愿团体规模的日益扩大，组织很难再受到个体意见和利益的影响。权力精英的崛起意味着公众社会的衰落和大众社会的养成。

米尔斯以批判的态度揭露了“权力精英”的真相、阐释了“公众”沦为被精英操纵的“大众”的逻辑，指出美国民主比不如他所宣称的那样以公众意志和公共福利为福祉。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 1915-2014）则认为米尔斯的研究只关注了作为决策者的精英群体，而没有解释决策过程中公众对精英的制约。达尔承认代议制民主中政治精英和官僚精英拥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政治和官僚精英们的讨价还价”是代议制民主的代价，但是达尔认为多元民主相比寡头制更进步的原因在于民主国家中的政治精英不再是不受不控制的专制者。定期选举迫使精英们关注民主的意见，精英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和制约。代表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是民众通过代表把他们自己的愿望、目标和价值纳入政治决策的过程。

现代政治精英主义认为精英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下层社会可以通过教育和积累财富进入精英阶层，精英阶层也会向下流动。公民可以通过舆论、社团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参与来表达利益、争取利益，对统治精英施加影响，迫使精英做出有利于多数人的决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关于精英的研究基本都是描述性的，这一路径很少把精英个人的背景变量与历史、政治转型的宏观背景相结合。正如这一时期的研究发现所指出的，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政治精英都产生于优势的社会经济背景。但是不同时代的“优势”会有所变化。工业革命改变了工业国家的精英构成，后工业社会中管理和技术精英是否也可以获得优势地位？

二战后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美国和西欧的经济繁荣，贫富差距扩大、民主蜕化、文化庸俗化、中产阶级的衰落、种族隔阂等，都带来精英政治的衰落或对精英的反叛。 多个全球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公民对政治活动缺乏兴趣，大众的政治冷漠和精英政治竞争的激烈形成鲜明的对比。政治精英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陷入沉寂期，而在本世纪，政治精英主义重回政治分析的主流视野。

（三）本世纪政治精英主义的回潮

本世纪以来，政治精英主义的相关研究再次密集出现，尤其是近十年来。这一波政治精英主义研究的回潮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精英是全球化时代的受益者，相对被剥夺感更强的蓝领阶层中出现了强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复兴；二是回避对政治精英的研究，无法准确理解政治代表和政治过程，关注政治精英是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必然需求。

当代政治精英主义研究成为民主研究的一部分，出现了显著的理论趋同趋势(convergence)，展现出不同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和现代政治精英主义研究的显著特征：一是不再纠结于精英治国的合法性，即不再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探讨精英政治是否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必然选择，而是从微观层面上，关注政治实践层面上的精英的结构和功能。如，在教育在政治精英塑造上的作用，有学者使用跨国和美国国会的数据说明，与早期研究的发现相反，有大学学位的政治家并不一定会把国家治理得更繁荣，并不一定是更高产的立法者，并不一定会在民调中有更好表现，而且也并不一定会更清廉。二是运用多国家多文化背景的数据，在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下，调整和丰富政治精英主义的适用性。如，有学者以北欧国家瑞典政治为研究对象，发现政治家父母的社会阶级和收入大概是全国平均水平，提出瑞典的精英治国实质上是包容性的贤能政治(meritocracy) 。

二、政治精英主义的理论批评和实践挑战

精英政治所蕴含的社会不平等理念是政治精英主义被批评和挑战的主要原因，因而，政治精英主义所遭遇的批评和挑战是两个层面上的，一是来自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二是来自民粹主义对精英治国的实践挑战。

在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那里，以实现公平正义为口号的纯粹民主也只是人类的意识形态空想。民主可以激发和维持统治精英间的竞争，但是这种民主往往是脆弱和不稳定的，狡猾和贪婪的政客与商业投机分子结成的联盟会逐渐腐蚀国家权威、掏空社会财富，最终导致更独断专制的狮子型精英攫取政治权力，这种制度模式逐渐消蚀当权精英的统治能力，引发统治危机并彻底下台。拒绝精英的纯粹的（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本身，都是危险的，是政治自由和社会秩序合法性的致命威胁。但是，当代社会的现代国家中，绝对的精英治国和绝对的多元民主无论是理念还是操作层面都无法存在，从理念到实践，精英治国与民主政治都出现了融合。因此，巴特摩尔（Bottomore,1964）认为，经过熊彼特对精英主义的理论发展，精英主义和民主政治并无相悖之处，政治精英主义真正的理论对手是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作为法西斯主义政权理论基础的民族社会主义和政治精英主义的观点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把人分为被统治的普通群众和统治前者的精英（领袖和统治阶级），群众是追随者，并在激励下为运动提供能量和力量，精英提供的是知识和指导。如希特勒所说的“任何民族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具备有英雄主义和知识，在社会斗争中，他们无所作为，但总是跟在胜利者的后面，他们的最高欲望是找到自己的领袖”。早期的政治精英主义理论家直接提出政治系统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意志之上。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因其关于“精英”的主张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或思想上或行动上都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思潮、法西斯主义政权发生了联系和互动，因此，政治精英主义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饱受质疑和批评。

政治精英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虽然有着一定程度上的通联，但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民族社会主义虽然自称是“真正的民主”，但是它认为群众并不具备提出有价值的政治见解的判断力，教育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所以在民族社会主义那里，领袖（精英）是天生的，统治阶级是作为种族上的最适者而出现的。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则认为精英是流动的，代际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可遗传性，精英的流动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正向力量。

政治精英主义从两个方面反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一是用精英的不断流动来证明稳定且封闭的“统治阶级”是不存在的，二是主张无阶级的社会是无法存在的，少数人的统治无可回避。政治精英主义理论认为精英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革命是精英在阶级构成上的改变”，而不是群众取代了精英。政治革命和社会变迁可能会改变精英阶层的某些特质，但是终究不过是新的精英取代了旧的精英，绝对的平等只是人类的幻想。政治精英主义认为人类无法摆脱“少数人（精英）”统治的宿命、民众无法自己统治自己，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应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精英主义赞同精英流动和社会变迁，但认为激烈的革命和重大的社会转型会带来国家衰败和社会倒退，而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历史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者相应的也从两个角度批评政治精英主义者的“寡头铁律”“精英循环论”，论证无阶级社会是可能的，大众民主是可能的：一是官僚组织并不必然导致新的统治阶级出现，阶级产生的基础是对经济资源的占用，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领导者行使的是管理职能，他们并不掌握经济权力。二是“无能的大众”只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受教育机会的普及，未来社会的技术精英和有组织才能的人会越来越多，统治集团的封闭性终究会被打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使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不断通过提高教育和生活水平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避免一切“稳定的统治集团”的行程，在管理者阶层之外，必须有一个团体能够采取有效行动防止管理者主导社会 。

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理念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有一定的耦合之处，但又超越了政治精英主义者将精英和大众区分开来的二分法。将精英和大众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精英必然会面临道德衰落和执政权力受到大众挑战的危机。如果从历史时期来说，出生于1870年卒于1924年的列宁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三位代表人物属于同一时期。但是不同于古典政治精英主义者将政治精英视为统治着大众、不同于大众的上层群体，列宁界定的“先锋”是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是需要和群众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政党成员。列宁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这一定位挖掘了“精英”在“群众”中的积极作用。作为工人运动先锋队的共产主义政党的任务是领导“广大的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虽然列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但是他强调“先锋”和“群众”之间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先锋不能脱离群众，需要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某种角度上来看，列宁的“先锋政党理论”应对了政治精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在实践层面上，进入二十世纪，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都遭遇了民粹主义的挑战。普通民众从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中受益相对较少，利益受损却相对显著。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和组织平台，为“代表未被代表者”的民粹主义提供了声音和聚集的渠道。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同时发生，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合法性。民粹主义与互联网相结合，组织结构扁平化，动员范围和活动力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世界范围内的右翼（如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和左翼（如美国的伯尼·桑德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都有依托于社交媒体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网络时代特征的民粹主义成为影响当下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重要变量。

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公投、欧洲议会2019年选举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揭示了美国和西欧精英政治所受到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有学者将美国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公投成功视为近百年来的第四次民粹主义的复潮。但是，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大众在政治问题上会受非理性、不合理偏见和冲动的摆布，一些政治集团可以制造和改变人民的意志。人民意志不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是政治过程的产物。民粹政治盛行时期，人们的政治行为往往受“愿望和恐惧”驱使并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所操纵。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加持下，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广度和深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精英对大众意见的影响和摆布也更为深入。有学者分析2016 年美国全国选举调查的数据发现，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和言论对大众态度产生的“特朗普效应（Trump Effect）”超越了党派界限。这意味着特朗普的支持者，无论其党派立场如何，都受到特朗普观点的影响而采取反自由贸易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胜利是“民粹的胜利”还是“精英的胜利”变得并不那么容易界定。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为逆全球化提供了实践的土壤，民粹—民族主义进一步升温，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社会裂痕（social cleavage）也进一步加深，二战以来建立的精英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走向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永恒之问又再一次被提出。

来源：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