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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取消学外语,40多年前有谁敢?

发布时间:2024-04-01 13:57 作者:顾土 浏览:165次

顾土,本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媒体,现已退休。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原题

取消学外语,

四十多年前有谁敢?

作者:顾土

近些年,一遇风吹草动,有人就拿外语开刀,好像这也成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标配,还有人因此能走俏。

按理说,四十多年前最该取消学外语,也最有可能,可事实是,恰恰没有。

当年读书时我的外语就不怎么样,那时如果有人胆敢提出来,上面又敢于同意,也就不必花费那么多时间背单词、练发音了。我心里肯定乐开花。

中学开有两门外语课:

英语和俄语

我读书那会儿,经常幻想可以取消外语课,可不管什么运动来了,甚至在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狂轰滥炸下,都没有取消。每周好几堂,老师还挺认真。

那个时代,中学竟然还都开有两门外语,一门英语,一门俄语,学哪门,自己选。

当时很多同学都很奇怪,苏联已经变修了,来往基本断绝,还学俄语干嘛?

可老师回答也很有道理:越是敌人越需要了解,何况列宁、斯大林还是我们的革命导师,苏联人民也要团结!

为什么还要学英语呢?当时的答案与俄语差不多。

在那个年代,为了让大家安心学外语,外语课本的最前面印有马克思语录:

“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下一段就是列宁语录: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第二页还有几段毛主席语录,其中就有:

“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

这几段革命导师、伟大领袖的教导往那里一摆,学外语,谁还敢说个不字!

而且,对人类要有较大贡献,连个起码沟通都不行,如何贡献?

记得英语老师上课先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会多少门语言,然后再讲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还在坚持背英语单字。崇拜、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我们每个人的必需,他们都会、都学、都背,我们当然更应该努力追随。

当时一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肯定指马恩列斯毛,但没听老师说起斯大林会多少语言。其实,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会格鲁吉亚语,据说还会一点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再加上俄语,不少了。

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假如各国人民聚在一起干瞪眼,如何获得解放?反对学外语当年应该属于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这两个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基础,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死敌。

“老三篇”对我们几代人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能一字不落背下来的相当多。其中,《纪念白求恩》里有一段话很多人倒背如流:

“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当然缺不了外语!否则,如何国际!让大家都学中文?好像革命导师也没这种教导。

天安门城楼左右两侧各有一条巨幅标语,问过很多人,写的是什么,答全的几乎没有。最多说出一条,另一条绝对没人记得,就连那些在天安门前拍过无数相片的人,也是一脸茫然。我告诉他们,那条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他们甚至还很疑惑。

现在满眼都是民族主义,而且还挺狭隘,怎么会知道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当然也会很奇怪,世界人民干嘛大团结?开骂还来不及呢!

那时我们个个可都知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出自哪里,都明白工人无祖国是谁说的。如今,听说的人恐怕没几个了。

既然要大团结,既然要联合起来,更要学外语。

那个年代也很奇怪,明明最终多数都要上山下乡,留在城里也是当工人当服务员,极少数去当兵,学外语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用途。但有些同学,每班都有那么几个,就是坚持学,不但课堂上学,回家后学得更欢,还有人出去找老师辅导,当然不是辅导班,也没人收费。左邻右舍,凡是外语好些的,大多都有各类历史问题,正没人搭理呢,一看还有青少年找上门来,恨不得倒贴。

“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忘了吧

可惜,绝大多数同学的外语确实一塌糊涂,多数人除了字母和几句口号外,什么都不会,就是那几句口号,估计也写不下来。

那时的学校没什么课堂纪律,聊天的、睡觉的、脑子开小差的,比较盛行。老师厉害些的,课堂就安静,老师温和的,下面就嘈杂,如果老师有点历史问题,还戴个什么嫌疑的帽子,那就基本乱成一锅粥了。教我们数学课的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讲课深入浅出,什么难题经她一破解,无不豁然开朗,可日本特嫌的帽子一直扣在她头上,所以她常常站在讲台上哀求我们:“求求你们啦,听我说啊!”

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学习成绩不影响升学和毕业,所以专心读书上学的人不占多数。先是不考试,后来终于有了考试,还是松松垮垮,有时居然可以开卷,允许交头接耳。就是这种考试,也被口诛笔伐,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那时最为出名的“马振抚(扶)公社中学事件”“张铁生白卷事件”都是针对考试的,好像整整十来年都与考试过不去。

“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了,曾经记得的估计也忘光了。这个事件,说的就是因学外语、考外语而自尽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1973年7月,河南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二年级女学生张玉勤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并在考卷后面写了几句感慨: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学校负责人和老师为此事批评了张玉勤,不料张玉勤因此轻生。

这件事被层层上报,当然也层层加码。先是被认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严重后果,学校负责人和老师脑子里还是孔子反动教育思想那一套,负责人因此被撤职,班主任被开除公职。再往后,又成了全国的重点事件,说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学校是法西斯专政,是回潮、复辟的典型,负责人和班主任被逮捕、判刑。各地也由此掀起大批判,四处都在抓本地的“马振抚中学”,全国一大批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又锻炼出无数冤案。

我所在的中学自然也不例外,全校都在那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大字报铺天盖地。那些敢于维持课堂纪律的老师在劫难逃。有位物理老师唐润和,外号“唐大炮”,不但教课优秀,而且对课堂纪律也不手软,因此成了批判的靶子。我的批判稿标题是:令人发指的教育!这件事几十年来一直令我内疚自责。

即使教育环境到了这个地步,学不好外语的人都自杀了,教课的人都坐牢了,可外语还是没被取消,还在不停上课。

我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是姚景唐,教了我几年。他从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教学和英语水平都很高。1981年,他又调入中国日报,以后我们同在一个大院上班,常常相遇。还让我难忘的是,姚老师请假,历史老师时宗本来代课,英语讲得也很流利,原来他出自燕京大学。听课时发现,物理老师唐润和、何吉非,数学老师刘淑训的英语都不错。时老师、刘老师还曾纠正过我的蹩脚发音。

同学们学英语,多是在下面注汉字发音,我见过有注上郎立福、郎郎来福的。姚老师没辙,只好说,抗美援朝时,他的老师上前线也这样,告诉战士,见到美国兵就喊:葡萄糖有二根!

其实,那时就算认真听讲,仔细学习课本,也学不到什么像样的英语,除非自己在课外学或是只学点语法。

课堂上,学会26个字母,我们就开始学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当时记得一清二楚,至今仍脱口而出。学的课文,先是一段段语录,再加上几个英雄模范事迹,还有革命歌曲,以后学的课文中,记得最牢的就是《半夜鸡叫》,学了半天,记下了这么一句话:

Get up, go to work, you lazy bones!

看见有同学趴在课桌酣睡,邻桌肯定会来这么一句,然后哄堂大笑。

1971年以前,学外语还学林副主席语录,后来不学了,再往后,又加入了批林批孔的内容。

我们当时学的那些英语,如果出去说给外国人听,估计人家不是吓一大跳就是莫名其妙。

学外语,考外语,

究竟值不值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进了大学,公共外语课是必修课。那时的大学里公共外语课几乎都是英语、俄语、日语,其他语种极少。

英语,现在的人很容易明白,因为至今也是首选,而俄语与日语,当时觉得很正常,如今有人恐怕就难以理解,起码也该是法语或是西班牙语吧。

这应该与近现代史有因果关系。

一百多年来,留日的人太多了,会日语的更多,至少师资不缺。

民国政府和军队里,留日的和在日本闹革命的再加避难的生活的,数都数不过来。而中共呢,早期党员和领导人里有多少留日的?恐怕也是个大数字,“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他们两位都是。即使到了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里,还有四位呢。

就说我周围吧,读的中学,有三位老师留日,在我上初一时一位正看大门、一位扫厕所,而从事文艺、教育、科技、政治、医疗的长辈里,算了一下,居然有四十多位。记得1984年冬天去一位研究艺术史的朋友家拜访,他的母亲,只是家庭妇女,还是在日本学的家政。

无论敌对、战争,还是友好、交往,中日之间在任何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甚至社会主义思想和近现代语汇的输入。到了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尤其改革开放后,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金融、建筑、饮食、生活用品的涌入,使日语再次成为主要外语之一。

至于俄语,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熟悉,留苏,在苏联革命和生活,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老大哥”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和支援、对新中国初创时期的各种援助与影响,让俄语成为最重要的外语。即便后来交恶、敌对,语言的记忆也是抹不掉的,在不少大学,一直都有俄语系,师资一大把。我认识几位在苏联生活过的革命家后代,连讲中文都是俄式,大概说俄语才最流畅。

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也是五十年代中国政务院总顾问、来华专家总负责人,再次访华。从媒体上看到了大家那个热乎劲,处处都在热泪盈眶,不断拥抱加贴面。再往后很多年,苏联歌曲又成为很多场合大联欢的必选,不但用中文,有人还会俄文。“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一张口就是深情款款,个个耳熟能详。

3月23日,去北京铁一号大院内参加尚钺故居和阮季纪念室揭牌仪式,遇见已入米寿的李宗惠教授,他从北大毕业,教了几十年日语。他告诉我:五十年代初,俄语吃香,不少会英语的纷纷改学俄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日友好,又有很多人改学日语,还以为日语好学呢。结果,无意间造就了一批双语人才。

我由此想起了我的二姨,如今已九十多岁。她小时候身在沦陷区,学过日语,新中国成立之初,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俄语,到了改革开放因为技术需要,又学了英语。前些年随团出国旅游,一路三种语言轮番上阵,连年纪轻轻的导游都钦佩不已,自愧不如。

学外语、考外语,到底有没有用,值不值?我不便代人回答,各自有各自的想法。那些有语言天赋的,肯定没这个问题,那些没什么语言天赋,学什么都吃力的,可能就会想方设法不去学,起码不考,不然满头大汗东抄西抄还是过不了关,严重影响升学、升级、评职称。

在当今社会,外语,至少英语,有总比没有强。那些学有所长的姑且不论,就是平头百姓,也是如此。

有一位连字母都没学过的老年朋友就说,近些年记住的那些英语可能比这辈子都多。

出门去哪里,VIP 、GPS 、ETC、SUV,躲都躲不开,想找中文都找不到。说实话,确实省事,DNA总比叫脱氧核糖核酸简单吧,就是去医院看病人,人家也只会告诉你在ICU,而不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上个网,会英文就更容易了,不然老抓瞎。还有,编个密码,非要你加入什么字母,否则通不过,再加上满大街的A座B座C出口D入口,字母不会也会了。

说起需要不需要外语,又记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件往事,不笑都不行。那次随一家艺术团出访,与一群男女演员在餐厅吃饭,问有没有牛奶,不会外文,比划半天人家都不懂。于是,一位演员在胸部摆出使劲挤奶的动作,另一位就势配合发出哞哞哞的叫声。多亏是学表演的,动作声音特别到位,服务生当即明白,终于笑着跑回去取奶了。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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