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请不要用“人民的历史学家”的说法

2025年9月24日，微信公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刊登一篇题为《历史学系新生党员教育|瞿骏：怎样成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的文章。我在假期自驾旅途中，读了两遍，感觉有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党委书记，这是他给历史系新生党员教育报告的报道。报道说：

9月17日下午，我系2025级新生党员教育活动在人文楼1306会议室举行，系党委书记瞿骏教授以“怎样成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为题主讲党性教育报告，我系全体新生党员参加。

报告的题目是，“怎样成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我想，瞿骏书记开宗明义要讲的话一定是：要为人民研究历史。因为只有“为人民研究历史”，才能有资格“成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

这么一想，我就浑身一激灵：怎么着？当下，连高校的历史研究和教学，也开始划分“阶级属性”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瞿骏书记用的“人民”这个词，“人民的”这个定语，就是具有强烈阶级属性的一个词。

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语汇里，“人民”，通常是指一个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但是，“人民”，又远不止是“很多人”的意思。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概念。因为，定义“人民”，就必然要界定谁不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人民”的那些人，通常称之为“敌人”或“他者”。

简而言之，“人民”这个词的核心功能在于，人为地构建“我们”（人民）与“他们”（敌人）的界限，以充分实现革命性、斗争性动员。

瞿骏书记的党课，是给2025级新生党员上的。从报道的配图看，大约有20人左右。我不知道该系这一届招生的总人数，但是，从常理来推测，不在瞿骏书记“怎样成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课内的，应该是大多数。

瞿骏书记是历史系教授，又是党委书记。如此，他应该完全知道“人民”一词的涵义。新生一入学，他就根据学生的身份，用“人民的”定语，人为地构建出“我们”（新生党员）与“他们”（不是党员的多数学生）的界限，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了？设身处地，那些不属于“新生党员”的“他们”的学生，该如何想？

报道中，没有详细叙述瞿骏书记报告的内容，只能从报道中领会：

瞿老师于开场之际便开宗明义，对本次报告的主题展开解读，并以此为切入，向在场的新生党员展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引领同学们深入思索究竟应当开展怎样的历史研究、推行怎样的历史教育。他指出，历史研究必须将“人民”置于核心地位，始终紧密围绕“人民”这一关键主体有序推进。

我想，瞿骏书记讲话的“眼”是：历史研究必须将“人民”置于核心地位，始终紧密围绕“人民”这一关键主体有序推进。那么，他的结论必然是，号召“新生党员”：为人民而研究历史。

瞿骏书记论证的根据是什么？文中不见报道。但是，他既然用了“人民的”阶级属性，就一定会用这个阶级属性来说话。而以阶级属性来论证历史研究，“前人”已经做过了。为此，我找出“前人”近似题目的论证，放在这里，予以补充。

当然，“前人”的这几段论证，是不是凤头豹尾，可以商量；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忽略“前人”那个时代的语言特征，其他的应该与瞿骏书记的论证不违和，甚至是相辅相成。譬如，这一段：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譬如，这一段：

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再譬如，这一段：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对，“前人”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与瞿骏书记呼之欲出的“为人民而研究历史”的号召，异曲同工。

这个“前人”是谁？就是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发表在党刊《红旗》（1965年13期）、党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8日）上。

这是戚扬名立万的第二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以及包括我导师宁可在内的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当时极“左”氛围越来越浓之际，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曾让历史学家们不寒而栗。而影响最大的是文中那句被领袖赞赏的话：“造反有理”！后来风行一时。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研究惯常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历史事实本身。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历史研究所担负的责任是不同的，这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用意识形态来研究历史，把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上边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但，即使如此，这个部门似乎也没有像瞿骏书记那样，公开提出“成为人民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的属性划分。

当然，权威部门不提，不意味着瞿骏书记不能提。不是还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说法嘛。但是，我很为瞿骏书记担心：如果他把这个对新生党员报告修改，以题《为人民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发表，那可如何是好？

列宁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话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中也引用了。但是，作者绝不会想到，历史也会作弄他，也会开他的大玩笑：他没多久就成为“小爬虫”，成了被革了命的人民的“他者”。

据说是马克.吐温说的，“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often rhyme”（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惊人相似）。所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请不要用“人民的历史学家”这样的说法。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