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我们怀念刘道玉，究竟是在怀念什么？

一

今天的中国大学是什么样子？

学生们按部就班地修着规定的课程，不敢越雷池一步；教授们在各种考核指标的重压下疲于奔命，哪还有心思"传道授业解惑"；校园里充斥着各种禁令：不准这样，不准那样，仿佛大学生还是需要时时看管的中学生。更可悲的是，这一切都被冠以"规范化管理"的美名。

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翻开刘道玉先生的《其命维新》，恍如隔世。书中记录的那个武汉大学，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自由转学转专业；教授们专心学术，不必为琐碎的行政事务分心；校园里有400多个学生社团，桂园楼顶的舞会在整个武汉三镇都出了名。那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大学，被誉为"高等学校中的深圳"。

这不是乌托邦，这是1981年到1988年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的真实写照。

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刘道玉先生被称作当代中国的"蔡元培"，真是名副其实！他不仅继承了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进行了一场深刻而系统的教育改革。

《其命维新》这个书名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体现了刘道玉"创新无止境"的改革者精神境界。但今天重读这本书，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教育，还能"其命维新"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刘道玉先生的教育实践中，藏在那个被称为"启蒙年代"的八十年代里。

为什么刘道玉能够被称为“当代蔡元培”？

二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官僚衙门改造成了学术殿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1981年，刘道玉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同样以改革者的姿态，将一所传统的大学改造成了充满活力的教育重镇。

两人相隔64年，但他们的教育理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刘道玉说："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一个强调研究学问，一个强调追求真理，本质上都是在为大学正名——大学不是官场，不是工厂，而是学术的圣地。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认为"无论何等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刘道玉同样强调"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一个是让学派自由发展，一个是减少对学生的限制，都体现了对自由的坚持。

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既包"新"也包"旧"，既包"唯物"也包"唯心"。刘道玉同样"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敢于引进有过牢狱之灾的杨小凯，敢于重用各种有争议的学者，体现了同样的包容精神。

但是，刘道玉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蔡元培。如果说蔡元培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为中国大学奠定了现代精神，那么刘道玉则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中国大学探索了发展道路。

蔡元培面对的是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他要破除的是传统的等级观念和僵化的教学模式。刘道玉面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转型，他要破除的是统一化、标准化的培养模式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更重要的是，刘道玉不仅有理念，更有系统的改革实践，而每一项都是针对中国大学教育弊端的精准"手术"。

三

那么，刘道玉究竟进行了怎样的改革？这些改革又是如何针对中国大学教育弊端的？

要理解刘道玉改革的意义，我们首先要明白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教育现实。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学，刚刚从"文革"的创伤中走出来，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模式依然根深蒂固：统一的培养方案、僵化的课程设置、严格的专业界限、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学生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按照标准化的模式被"生产"出来，没有个性，没有选择，更没有自由。

刘道玉看到了这些弊端，更看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他说："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教育的真谛——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兴趣发展。

学分制：打破统一化的培养模式

1982年秋天，武汉大学成为中国当代第一个全面实行学分制的高等院校。这在当时是何等的石破天惊！

在传统的学年制下，所有学生必须按照统一的进度学习，修满规定的年限才能毕业。而学分制则完全不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安排学习进度，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学制。

这个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1983年，第一批28名学生提前毕业，其中张瀚涛提前一年半毕业，成为"中国当代学分制的第一个受益者"。仅1977级1194名学生中，就有40多名学生提前半年至一年修满学分提前毕业。

但学分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真正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在中国大学确立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承认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权。

主辅修制和双学位制：打破专业壁垒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一旦选定专业，就被牢牢地束缚在这个专业里，不能越雷池一步。刘道玉推行的主辅修制和双学位制，让学生可以跨专业学习，形成自主的知识结构。

这个改革看似简单，实则深刻。它打破了学科之间的人为壁垒，让知识重新流动起来。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他们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奠定了基础。

插班生制度：为寒门学子广开方便之门

这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制度创新。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

在那个年代，很多有才华的青年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插班生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人生洗牌"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走出深山，改变命运。这体现了刘道玉对教育公平的深刻理解——教育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该是所有有志青年都能享有的权利。

自由转学制和转专业制：让人才流动不再受限

在刘道玉的武汉大学，学生可以转系甚至转校。因为自由民主的气氛，当时不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纷纷来信，希望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

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它让教育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系统。学生不再是某个学校、某个专业的"私有财产"，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需要自由流动。这种流动不仅有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也促进了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之间的竞争和交流。

导师制：让学术回归学术

刘道玉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制度，改为导师负责制。这个看似简单的改革，实际上是对大学本质的回归。

在政治辅导员制度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被人为地从学术教育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两张皮"。而导师制则让教师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体现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教育理想。

这个改革使教师队伍迅速形成了"学术至上"的风气，让大学真正成为了学术的殿堂。

贷学金制度和学术假制度：人性化的教育管理

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贷款，毕业后若自愿奔赴边远地区，或者5年内若有重大成就，由学校还贷。完成学术任务的学生可以劳逸结合，有假可休。

这些制度看似细微，却体现了刘道玉对学生的深切关怀。他明白，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对人的全面关怀。只有在宽松、人性化的环境中，学生才能真正健康成长。

校园文化的全面革新

刘道玉的改革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在他的武汉大学，学生宿舍晚上不统一熄灯，由学生自己决定何时复习功课；不搞其他学校的"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学生可以自由创办社团，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武大有各类社团400多个。

这些改革措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每一项都是针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精准"手术"。它们的共同指向是：尊重学生的个性，保护学生的选择权，让教育真正回归育人的本质。

这些改革措施看似简单，实则深刻。它们的背后，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是对学生个性的充分尊重，是对学术自由的坚定维护。

四

我还想说的是，刘道玉治下的武汉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引进了不少人才，因而也培养了许多人才。

刘道玉常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最典型的例子是杨小凯。这位因为写《中国向何处去》而坐了十年牢的青年，出狱后自学成才，在经济学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当时，哪个大学敢要这样一个有"政治污点"的人？但刘道玉敢！他果断引进杨小凯入职武汉大学，传为佳话。后来，杨小凯成为享誉国际的经济学家，这不正说明了刘道玉识人用人的眼光吗？

还有郑克鲁。当时复旦、北大、清华都在争夺与法国的教育合作，刘道玉多次登门邀请这位法语专家，最终成功引进，赢得了中法教育交流合作的先机。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刘道玉用人的标准只有一个：有真才实学。不看出身，不看关系，不看政治表现，只看学术水平。这在当时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更让人惊叹的是刘道玉培养出来的学生。

易中天，这个让《百家讲坛》火遍全国的学者，就是在刘道玉的武汉大学成长起来的。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在学分制试行阶段，一位历史系老教授曾告状："有学生跑来听我的课，上着上着不上了，书本一夹，跑去听一个中文系的助教，叫什么易中天的课了。"

这个细节太生动了！它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刘道玉的武汉大学，学生有选择的自由，有追求真正感兴趣的知识的自由。而易中天，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脱颖而出的。

窦文涛，这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也是武大的学生。他曾经这样回忆："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这种宽松的环境，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发展，而不是被强制塞进统一的模子里。窦文涛的成功，正是这种教育理念的最好证明。

还有作家野夫，他的经历更加传奇。这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学生，曾经因为各种原因陷入人生低谷，甚至身陷囹圄。但刘道玉没有抛弃他，"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亲赴高墙内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这是怎样的师生情谊！这是怎样的教育情怀！刘道玉不仅仅是在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更是在关怀学生的人生，在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的人格。

正如蔡元培奠定了中国大学的现代精神一样，刘道玉为中国大学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为"当代蔡元培"，确实名副其实。

五

但是，为什么刘道玉的教育理想在今天看来如此遥不可及？这样的改革，在今天还可能吗？

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时代问题。

我想起易中天教授的一句话："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这句话道出了刘道玉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大学是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的。

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为什么只能在八十年代的武汉大学得到实现？为什么刘道玉的改革在1988年戛然而止？为什么今天的大学越来越远离刘道玉的教育理想？

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要到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去寻找。要理解刘道玉为什么能够在武汉大学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必须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八十年代。

六

八十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用当时人的话说，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一个"奠基的年代"。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如饥似渴地渴望着思想解放，渴望着改革开放。

那是一个出视野宏大的年代，比如"国家民族""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自由民主"。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被人笑话，但那时可是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那时的中国人，比后来及现在的人们更富于激情和理想主义精神，却又更具有理性。

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改革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光荣的。邓小平说要"冲出一条血路"，这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的要求，也是教育改革的要求。刘道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进行教育改革的历史机遇。

八十年代首先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们终于明白，我们不需要解救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明白人要有饭吃、人说话要有人听是常识。这种回归常识的思想解放，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在教育领域，这种思想解放表现为对传统教育模式的质疑和反思。人们开始思考：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培养听话的工具，还是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追求整齐划一，还是尊重个性差异？

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正是这种思想解放的产物。他敢于提出"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敢于实行学分制，敢于让学生自由选课，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为他提供了理论支撑。

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尤为活跃的一个特殊时期，呈现出改革开放的狂欢式景观。改革激发了新思路新观念，开放包容了各式各样的外来思潮。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浪潮，广泛引进周边各国的文化成果。无论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还是港台、印度、新加坡等地的文化瑰宝，都被平等地介绍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为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文化土壤。他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教育经验，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教育实验。

八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是普通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黄金时期。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1990年代初的这十五年，绝大多数人的起点并无多大差异，社会流动性很强，机会相对公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教育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相信，通过教育可以改变命运，通过知识可以实现理想。这为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

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有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那个时代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像刘道玉这样的改革者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刘道玉的改革放在其他时代，会遇到多少阻力？让学生自由选课，会不会被认为是"放任自流"？让学生自由转学，会不会被认为是"破坏秩序"？引进有"政治污点"的杨小凯，会不会被认为是"政治立场有问题"？

但在八十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改革，就是创新，就是突破。刘道玉的改革不仅没有受到阻挠，反而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和鼓励。

七

今天，当我们重读《其命维新》，当我们回顾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我们怀念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怀念的是一种教育理想，一种改革勇气，一种精神气质……怀念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怀念的，首先是刘道玉所代表的那种教育理想——把学生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而不是标准化生产线上的产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而不是强求整齐划一；给予学生选择的自由，而不是替他们包办一切。

这种教育理想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珍贵，又是如此遥远。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像工厂，学生越来越像产品，教育越来越像生产。我们有了更多的规章制度，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更精细的考核指标，但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失去了对个性的包容，失去了对自由的坚持。

刘道玉说："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这句话在今天读来，是不是特别刺耳？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正是在"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吗？

我们怀念的，还有刘道玉所体现的那种改革勇气——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不畏艰难，不惧非议。

在那个年代，刘道玉面对的阻力并不比今天小。传统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重重，各种非议铺天盖地。但他没有退缩，没有妥协，而是坚定地推进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这种改革精神在今天更加珍贵。我们的教育改革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总是在原地打转？为什么总是不能触及根本？说到底，就是缺少刘道玉那样的改革精神，缺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和决心。

更深层次地说，我们怀念的是八十年代那种特有的精神气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激情与理性兼备，开放与包容共生。

那是一个相信改革的年代，一个相信未来的年代，一个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一切的年代。人们谈论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是改革开放的大业，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那种精神状态，那种价值追求，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珍贵！

反观今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缺乏理想主义的色彩。人们关心的是房价，是股价，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教育也不例外，变成了一种投资，一种工具，一种获取社会地位的手段。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还有多少人会像刘道玉那样，把教育当作一种理想，一种事业，一种对未来的投资？

我们怀念刘道玉，我们怀念八十年代，归根结底，我们怀念的是一种可能性——教育改革的可能性，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个人发展的可能性。

八

刘道玉的改革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变得更好的。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尊重学生个性、给予学生自由、营造宽松环境的教育理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可行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在今天变得如此渺茫？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改革总是在原地踏步？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离刘道玉的教育理想越来越远？

也许，这个答案可以从刘道玉的《其命维新》中找到。

《其命维新》这个书名，取自《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的意思是，周朝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它的使命在于革新。这句话用在今天，是不是特别有现实意义？

我们的教育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的使命同样在于革新。我们不能总是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不能总是用传统来为现状辩护，而应该像刘道玉那样，勇于革新，敢于突破。

刘道玉在书中写道："创新无止境。"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教育改革的座右铭。教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一代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像刘道玉那样，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创新，继续改革。

读完《其命维新》，我们不能只是怀念，只是感慨，只是叹息。我们应该思考：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做什么？

也许我们不能像刘道玉那样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正确的教育理念；也许我们不能改变整个教育体制，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课堂上尊重学生的个性；也许我们不能重现八十年代的宽松环境，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心中保持那种改革精神。

刘道玉说过："不但要把理想播在学生的心中，更要把理想珍藏在自己的梦中！"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

刘道玉被称为"永远的校长"，不仅仅因为他在武汉大学的那八年改革，更因为他所代表的教育理想和改革精神是永恒的。

九

每当我们的教育陷入困境，每当我们的改革遇到阻力，每当我们对未来感到迷茫，我们都应该想起刘道玉，想起他的《其命维新》，想起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八十年代。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古老的诗句，在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的教育需要"其命维新"，我们的时代需要"其命维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其命维新"。

这，或许就是《其命维新》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2025年12月1日

来源：镇西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