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国家的强与弱

这里所说的国家强和弱不是—起码主要不是指国家在世界上是强国还是弱国，而是指国家处理、治理内部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内部事务的能力，又与国家治理的范围紧密相关。而在迅速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内部事务的治理在许多方面必然发生国际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已不纯然是内务。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这本不到10万字的书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这三者在新世纪的关系。

众所周知，国家具有多种职能，既能为善也能作恶，既可以保护公民财产与权利，也可以侵害公民财产与权利。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是尽可能对国家权力形成种种制约，使其尽最大可能行善，而将其作恶的可能减至最低。但是，人们也往往因此将国家的强弱混淆。所以福山强调有必要将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强度区别开来，所谓国家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指“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而国家权力的强度则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简单说，国家管理、干预的范围要小，但在范围内的管理能力要强。

经常有人会问：“美国是强国家还是弱国家？”就所受限制、活动范围而言，美国政府比许多国家都要小，可说是弱国；但在这个范围内，国家制定、实施法律和政策的能力却比多数国家要强，当然是强国。相反，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干预、管理的范围极宽，有些甚至可以随意夺取公民财产，直至任意剥夺公民的生存权，但在社会、经济管理方面却效率极低，贿赂公行，经济、社会矛盾重重，甚至沦为失败国家。

福山对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与拉美）的对比分析表明，“国家制度的力量大小从广义上讲比其职能范围宽窄更为重要”。

然而，他特别强调制度移植的困难。虽然战后西德与日本的国家构建与发展为这种移植提供了典范，但不成功的案例更多，最近的“伊拉克重建”尤其失败。在对制度移植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包括对援助国、世界卫生组织、各种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向受援国提出的附加条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分析后，他谨慎地提出，如果这些外部的“制度供给者”真想提高某个欠发达国家的制度能力，就必须改变“带着脚手架、砖块、吊车和建筑蓝图”到一个国家建筑早已设计好的工厂的方式。

相反，他认为：“应当带着资源来到这个国家，动员当地人去设计他们自己的工厂，帮助他们思考如何建设和运营这个工厂。任何一点技术援助一旦替代了当地社会的可比能力，都应视为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必须慎之又慎。总之，外来者必须抵挡得住通过自己经营工厂来加速进程的诱惑。”

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国内灾难必然会产生全球性影响，绝大多数国际危机都是围绕着弱小国家和失败国家引发的。而且，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重新探讨、思考，使得几百年前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起来的主权原则不能不受到挑战。除了明显的外部干预，现在各种国际组织已经削弱、分管了某些政府职能。只是，探索才刚刚开始，前面充满挑战。

来源：大家谈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