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逸轩：我们需要怎样的“群众史观”？

曾经有一位工科背景的朋友和我愤愤地说：“国家应该取缔贵族老爷专属的人文艺术、金融法律和社会科学，坚持群众路线，让学生都去从事理工研究，这样才能让中国引领科技革命。“读完这本金水木老师的《俗人的壮举》的我，慢悠悠地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蚁群之中呢？不要误会，我从来敬重蚂蚁，蚁群的每个成员符合古典圣贤几乎所有特质，它们刚毅木讷、服从号召、恪尽天职、爱群如己……但为什么圣贤几千年如一日地生活，不似我们俗人的社会日新月异？

群众史观的史学源流

无疑，“群众史观”是一个在大众传播中无法回避的术语，但由于其历史渊源，极易被简化为一声口号，反而遏阻了读者理解更为丰富、立体历史脉络的可能；然而，“群众史观”又并不能被史学简单回避。恰恰相反，正是在对这一概念不断反思、拆解与重构的过程中，现代史学逐步展开了自身的转向。首先，是“群众”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被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从布洛赫（Marc Bloch）到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以事件为核心的传统史学范式发起了挑战。如果说，在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叙事中，有限而可见的参与者往往构成我们想象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么当史学不再以大事件为轴心，其目光便自然更亲近广阔的生活：手艺匠人如何习得谋生之技？行商小贩从何处获取情报？普通学徒的一天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这也是金水木老师在本书中着力刻画的部分）看似琐碎的问题，逐渐成为理解社会结构与历史运行不可或缺的线索。继而，是“群众”作为历史记忆者的被唤醒。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批英国左翼史学家的倡导之下，以鲁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为阵地，史学作坊运动（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展开了其实践。那些未曾接受过正规史学训练的工人、妇女与社区居民，被邀请携带各自的材料与记忆，参与到历史的共同书写之中：罢工运动的过程、家族迁徙的轨迹，以及分娩经验、情感交流与身体疼痛等原本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生活经验，开始进入历史叙述的视野。这一进程深刻地改变了史家的角色定位。史家之于历史——无论面对的是依然在世的口述者，还是书写中的历史人物——都不再是“盖棺论定”的太史公，而更接近于一场会议的组织者：通过理性的研究方法与民主的实践精神，促成历史中的群众得以复述自身、讨论自身，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重塑对过去的理解。金水木老师写作《俗人的壮举》，以“俗人”这一概念回应了上述叙事转向。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写作立场的选择，也向所有人抛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群众史观？

俗人：不止是“过河卒子”

一种常见的误区，是将“群众”窄化为那些起于毫末、却最终成就非常的“过河卒子”。在这一层滤镜之下，得以进入视野的个体往往因其所谓的“超人之才志”而被重新标举；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反而沦为“卒子过河”时那张无关宏旨的背景板。这由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吊诡的认识倒错：我们愈是强调某些个体的寻常起点，愈是将其赖以行动的社会结构视为可有可无。金水木老师的写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出发点并不在于人，而在于那些已然被我们反复讲述的“壮举”本身，并进一步拆解这些壮举如何由俗人共同完成。以我们熟知的“蒸汽机”为例，其历史并非瓦特这一“小卒子”如何成功过河的故事，而是一条由质检员萨弗里、小五金商纽卡门、维修工瓦特、见习矿工史蒂芬孙等人共同构成的技术设想与持续改良的线索。

与其说作者关注的是这些人物本身，不如说他更在意他们之间那种充满油汽与铁锈气味的关系网络：萨弗里与纽卡门在专利上的角力，瓦特作为纽卡门体系中的学徒身份……我以为，这类关系的描写绝非可有可无。它们既不同于圣贤高士的心照神交或灵妙光启，而是一条条埋藏在账簿单据、街巷窄门之间的日常线索。由线及面，作者进一步提醒读者，正是这样由俗人构成的互动网络，贯穿于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十一条线索之中：既包括农业、煤矿、冶金等具体生产领域，也涵盖了工厂制度、交通线路等复杂的制度安排。每当我们难以克制对于“壮举”的歌颂，而陷入只见“过河卒子”的认识悖论时，或许都应回到蒸汽机那条线索上，看一看俗人们的具体思虑，闻一闻史册上布满的铁锈油污。作为一名城市史研究者，作者笔下的“俗人”于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理发师、码头工、锅炉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系统阐述过自身关于“大问题”的看法，但正如作者所描绘的那样，他们同样拥有各自的小算盘，追求财富带来的宽裕与技术所许诺的效率。他们并不会如某种媚俗的群众史观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转折的一刻忽然集体着魔，抬头凝视同一个宏大的历史阵地，发起古典英雄式的冲锋；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只是饶有兴致地摆弄着自己手中的小工件。因此，在为俗人成就壮举的历程作结时，作者选择了一种更为理性而克制的书写方式：先是剥离历史叙事中对于“凡人英雄”的过度曝光，继而再将个体重新安置回其人际圈层与个人志趣所交织的互动脉络之中。

“遭遇时刻”：在诸多概念背后

那么，为何在这样的条件下，俗人依旧会共同造就壮举？这是本书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之一。在三个总结性的篇章中，作者建构了一个围绕速度、人数与激励展开的递进框架。当人们俯瞰大地剖面时，最常见的幻觉，莫过于将高耸的峰峦与看似平常的河谷溪地理解为彼此断裂的存在；类似的幻觉，同样潜藏在我们看待历史的目光之中。工业革命这样的“奇绝景观”，常被想象为与中世纪前现代生活在逻辑上全然断裂的存在。而在坠入这一幻觉之时，或许应当重新想起作者的提醒：“历史不是一堆沙子。”由俗人构成的社会，从公元元年直至昨日与今日，其每一条线索的推演，都具有内在而连贯的逻辑。通过对工业革命前后俗人社会的细致考据与描绘，作者指出：与那些并未发生工业革命的时空相比，个体层面的俗人本身并不存在质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他由表及里地解释了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动能。

其中，“人数”一章尤值得反复咀嚼。人口的消长始终是一个在数学与社会学意义上连续变化的变量。俗人的生与死，攸关父祖、牵连儿女。人口一方面是统计图表中应被平等对待的数值，另一方面又是一层可能性丰饶的社会土壤：当人与人在需求、合作、竞争与社交中发生更为密集的联系时，对情报、资源与商贸自由流通的环境便产生了现实而迫切的要求；而那些看似“历史沉寂”的时刻，往往首先意味着这种环境尚未具备其必要条件，社会土壤仍在蓄势之中。以人口增长为背景，作者将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进程重新串联起来：从《大宪章》到文艺复兴，从公司与银行制度的形成，到光荣革命与议会主权的确立。在这一脉络之下，历史峰峦与谷地之间的连绵起伏变得清晰可辨——更多的人口、更复杂的社区形态，自然会呼唤更具去中心化倾向的政体与制度安排。在此框架中，作者于俗人、民主与科技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为自然也更具可验证性的逻辑关联，而标题中的“遭遇”亦由此获得了确证：它并非出自“圣人立法”般的精心规划，而是俗人社会自然扩张过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相逢。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为壮举加冕“伟光正”王冠的读者而言，《俗人的壮举》无疑具有更为深远的启发意义。

意义：如何用群众史观看待我们的日常与进步？

回到开头那位朋友的愤愤之问，其荒悖之处，正是这种从者不乏的观点恰恰是拥抱了一种不基于历史现实的群众史观，而陷入了自居英雄的妄想之中。因为现实中，每一个步入现代的民族和国家，其来路上都宽容于资产、知识与观点之间的交互流动。技术突破从来不是在被“净化”的社会空间中发生的，也不是靠对某些领域的压缩与牺牲来换取的单线进步。相反，工程实践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恰恰依赖于法律对产权与责任的界定、金融对风险与时间的重新分配、人文学科对意义、价值与未来想象的不断生产。正是在这些看似分散甚至常被指责为“无用”的领域之间，俗人们才得以建立稳定预期，进行长期投入，并在反复试错中累积出真正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从《俗人的壮举》所揭示的群众史视角来看，真正推动历史前行的，从来不是被高度动员、功能单一的“蚂蚁圣贤”，而是嵌入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的无数俗人：他们在合作、竞争与博弈中不断调整路径。所谓“进步”，并非源自某种先验正确的规划，而是在一个足够开放、足够多元的社会中，不同知识形态、制度装置与日常实践不断发生“遭遇”的结果。它诞生于复杂性本身——在无数俗人缓慢而具体的行动中，悄然生成。

来源：学人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