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破解居民消费不足与经济下行压力——关键体制改革与增长前景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教授在会议的演讲中指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中长期趋势性因素，也有特定发展模式的惯性作用，但通过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激发居民消费潜能，中国经济依然具备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可能与条件。他的发言内容如下：

一、经济增长面临的中长期下行压力

从需求侧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自然的低速增长趋势。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是形成下行压力的最大来源。少子化与老龄化浪潮，使得过去依赖“人口红利”的几何式增长模式转变为叠减式收缩。从婴儿潮带动的教育、医疗、消费、住房等产业链条，将逐步转变为以老年医疗、康养服务为主的经济形态，整体社会需求总量与结构面临长期收缩压力。

一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长期沿袭的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将发展目的偏离了最终生活消费，转而集中于投资与生产领域。体制性地抑制社会消费需求，将土地、资金、信贷等资源优先配置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建设、基础设施及生产资料部门，导致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形成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受限，居民收入与消费占GDP比例比持续偏低。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在2011到2019年间有所提升和平缓，但就整个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从1983年的62%和60%，下降到2024年的37%和30%。积累与居民消费比例的失调，是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制成品生产过剩和PPI负增长，消费需求不足和CPI低迷，货币流动性相对收缩，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显现并加大的重要原因。

二是高企的宏观债务，经济增长进入修复资产表阶段，体现为货币流动性严重不足。据估算，中国总债务规模庞大，宏观负债率居高。地方政府、企业及居民部门均面临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偿债优先于消费与投资，形成了类似经济学家辜朝明所描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向实体经济和居民端的传导效率。目前，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方面看，遇到了比日本当年通缩可能更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问题，特点是还债大于收入、储蓄大于投资、存款大于贷款，消费物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低迷甚至负增长，GDP增速放缓。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负债数量相对于GDP增长和不动产规模扩张太快，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从以增加收入为目标变成尽快还债为目标，陷入修复资产负债表式的经济下行压力。从而，使正常的经济增长可能趋于低速增长。

二、消费不足的深层症结：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与

消费不足的表象之下，核心症结在于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过低。国际比较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及政府转移给居民的福利性支出占GDP比例显著低于其他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由多重因素导致：2024年，高收入国家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其他福利支出占GDP比例约35%，中高收入国家（除中国外）接近25%，而中国仅在15%左右，差距明显。在一般财政教育卫生转移支出方面，中国财政教育卫生支出比例不高，居民需自行支付更多教育费用，影响了一般消费支出。1998-2024年数据比较：高收入国家财政对教育卫生公共服务支出占GDP比例平均12.07%（2024年14.11%）；中高收入国家平均7.30%（2024年9.41%）；中国平均5.72%（2024年7.79%）。需特别指出，中国学校和医院中非专业工作人员比例较高，财政对非教育卫生支出占比较大。一般和广义财政福利与社会保障支出方面，1998-2024年数据比较：高收入国家财政补贴及其他拨款占GDP比例平均24.06%（2024年25.34%）；中高收入国家平均13.18%（2024年推估16.15%）；中国平均5.67%（2024年6.91%）。

首先，农村居民未能充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农村土地发展权受限，土地出让收益绝大部分转化为地方政府建设资金与行政开支，农民缺乏以土地为本创业、融资的财产基础，也未能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1）1992-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共计从农村转移有偿出让9973万亩土地（1993-2019年出让土地价格年均上涨率32.4%），收取土地出让金839427亿元。若按给农民留60%、政府收40%计算，农民失去了503656亿元土地收入。若其中50%用于消费，则损失了251828亿元消费需求。仅此一项，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和消费率分别降低了3.81和1.27个百分点。如此巨额的70年土地出让租金一次性收取并当年花费，可惜地方大多未按中央要求具体提取用于农民产业发展、征地后生活、养老医疗等就业保障基金。（2）农村城郊建设用地规划用途等方面管理越来越细致，出台并执行了对农村土地更为严格的法律（草案）、管理规定、审批流程、监管机制与问责制度。加上遥感监测用地和建设报警问责机制建立，农村集体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宅院里，基本上到了不能自主以地为本从事二三产业，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和增强消费的创业、经营和就业活动的境地。

其次，经济结构偏向于资本密集型。能够广泛吸纳就业、提升劳动报酬份额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发育不足，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重视发展资本密集企业，轻视甚至整治劳动密集中小微企业，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一部分与发展进入重化工化阶段有关，但后期也与地方热衷于发展大型资本密集企业，轻视甚至抑制中小微劳动密集企业有关。产业发展、项目立项、土地资金等向大型资本密集企业倾斜；同时对各类中小微企业，开始进行腾笼换鸟、抑小促大、集中进园、生态环保、生产安全、违规用地、违章建筑等多方面的整治。造成资本密集企业与劳动密集企业开始失衡。整个重大重资和轻小轻劳的发展理念和行动，一直在地方和部门惯性存在。

再次，高房价对居民消费形成严重“挤出效应”。在过去二十余年间，高房价转移了居民大量可用于日常消费与耐用品消费的收入。地方为财政利益，常采取住宅用地“饥饿供应”，导致地价过快上涨，传导至房价（2000-2024年平均上涨8%），住宅层数从4层左右上升到33层，城镇住宅房价收入比平均达12，高出合理水平（约6）约6个百分点。房地产企业利润和政府建设相关税费，通过高房价从居民部门转移了约725817亿元收入，使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降低了约4.2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逆向再分配转移和挤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至少约2个百分点。

最后，企业税费负担较重、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对就业岗位的潜在替代，也从不同维度抑制了投资需求与居民收入预期，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

三、中高速增长的希望：未被满足的消费潜力

尽管面临压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速增长仍具备现实基础，关键在于释放国内，特别是广大农村与城镇流动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

当前，中国工业化在供给端已基本完成，产能过剩本质上是国内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在百户汽车保有量及空调、计算机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上，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对于汽车、高品质住宅及改善型日用消费品的需求远未饱和，收入需求弹性依然很高。这意味着，只要居民收入水平能够有效提升，消费市场将有巨大增长空间。提升农民与城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已成为决定未来经济发展态势的关键战役。

四、关键体制改革与增长展望

实现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必须启动关键部位的体制改革，核心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质性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能力。

一是推进所有制、农村土地与中小企业体制改革。优化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微民营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根本上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土地完整的处置权与发展权，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且收益大头归农民所有，同时支持农民以土地权利入股、注资创业，夯实其财产性收入基础。

二是实施宏微观税费体制改革。应制定明确的减负目标，在“十五五”期间显著降低宏观税负率与企业综合税负率。清理、合并各类行政性收费与罚款，精简执法机构。降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税率，免除以土地、知识产权等资产注册入股时的所得税，激发社会投资创业活力。

三是强化公共服务、福利保障与转移支付。财政支出需坚决向民生领域倾斜，大幅提升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占GDP比重，力争到2030年达到乃至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时，加快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覆盖率，构筑社会安全网，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节点。增长下行压力主要源于内部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突破困境的钥匙在于下定决心，推动以“藏富于民”为导向的深层体制改革，释放蛰伏于广大民众之中的消费需求。这是一场艰巨的战役，其成功与否，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国运。

（本文系作者在1月25日举行的2026中国民商年会上的主旨发言）

来源 ：中国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