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 中美县域发展比较——启示与建议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大国，都有着数量众多的县域。分析中美在县域发展方面的异同，无疑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对推动中国县域发展或许有着积极意义。

一、县域数量、人口及经济特征

（一）县域数量

2024年，中国县（市）级机构（包括地级市以上城市的区）共2856个，中国县（市）（不含港澳台，不包括“区”）数量1867个。中国34个省级机构，平均每个省84个县级机构，约55个县（市）。

2024年，四川省管辖的县级行政单位数量最多，共计183个。四川省之所以县级机构数量最多，是因为四川地理环境复杂、人口分布极广，历史上形成了较多的小型县域单位。其余超过一百个县级行政机构的十个省份依次是，河北省（167），河南省（157）余个县级行政区，山东省（137），云南省（129个），湖南省（122个），广东省（122个），黑龙江省（121个），山西省（117个），广西区（111个）。

美国县的总量是3155个，平均每个州有63个县。美国有50个州，而中国只有34个（省级机构），这是美国州所管辖的县平均少于中国21个的原因。

美国县域数量是中国的1.1倍，比中国多出299个，可以看作大体持平，美国略多一些。美国数量最多州是得克萨斯州，拥有254个县，而特拉华州仅3个。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50个州中有48个州使用“县”这一名称。 等同于县的单位的是， 路易斯安那州称为“教区”（Parishes）；阿拉斯加州：称为“自治市镇”（Boroughs）。此外，维吉尼亚州的许多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县，在统计上被视为县级单位。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为联邦特区，也被认定为一个县级行政区。

（二）人口分布

中美两国县域人口分布都很不均衡。

2024年中国户籍人口最多是江苏省沭阳县，2024年年末户籍人口约195.82万人；中国常住人口最多县（市）是广东省普宁市，根据《2024年普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普宁市常住人口为204.82 人。中国常住人口最少的县是甘肃酒泉市阿克塞县，2024常住人口为1.06万人，面积却高达29,195.29平方公里（11,272.36平方英里）。

2024年，美国人口总量最高的县是加州洛杉矶县，人口达到975.72万人；人口总量最低的县是得州洛文县（Loving，面积1753平方公里），仅为48人。

加州洛杉矶县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县，总人口达近一千万。

2025年美国人口排名前 10 的县

排名	县名 (County)	所属州	核心城市 / 主要区域	预估人口 (2025/26)
1	洛杉矶县 (Los Angeles)	加利福尼亚州	洛杉矶	~964万
2	库克县 (Cook)	伊利诺伊州	芝加哥	~520万
3	哈里斯县 (Harris)	得克萨斯州	休斯敦	~509万
4	马里科帕县 (Maricopa)	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	~472万
5	圣迭戈县 (San Diego)	加利福尼亚州	圣迭戈	~327万
6	橙县 (Orange)	加利福尼亚州	塔斯廷 / 阿纳海姆	~314万
7	迈阿密-戴德县 (Miami-Dade)	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279万
8	达拉斯县 (Dallas)	得克萨斯州	达拉斯	~265万
9	国王县 (Kings)	纽约州	纽约市 (布鲁克林区)	~264万
10	河滨县 (Riverside)	加利福尼亚州	河滨市	~256万

就不均衡分析，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少的县，两者相差不足200倍，而美国则高达近2万倍（199525）。

（三）人口变化

过去50年，中国县域人口增长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结构性收缩、整体进入负增长的重大转变。随着城镇化深入和人口老龄化，县域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81.4%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51.5%。 在2010—2020年这一期间，中国超过一半的县域人口出现负增长。特别是偏远地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县域人口出现大面积净流出。截至2020年七普，中国县域（包括县、县级市等）常住人口约为7.48亿人，中国县域平均人口接近40万人。

2024年，中国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县（市）数量约为 150个左右（不含市辖区）。百万人口大县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中西部人口输出地；省会周边县域。如湖南的 长沙县。

中国20万人以下的“人口小县”有546个，其中10万人以下的县有246个。

导致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劳动力转移，沿海地区及城市群的发展对中西部农村地区产生的拉力，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出；二是区划调整，“撤县设区”减少了县的数量，将部分人口归入市辖区，加速了县域人口规模的缩减；三是低生育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整体生育率降低，县域人口基数随之自然下降。

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过去50多年经历了持续的人口增长，目前仍然处在人口增长阶段。2024年，中国人口连续三个处于负增长阶段，而美国由于移民涌入，人口增长速度在2024年达到了近年来高峰，为1%。正因为此，美国人口地图正在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1970年，美国人口有近2.04亿，2024年的人口已超过3.4亿。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2024年7月1日数据显示，美国已有50个县的人口超过了100万。分布在18个州，其中加州最多（10个），其次是纽约州（7个），德州（7个）和佛州（4个）。加州的洛杉矶县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县，2024年以近一千万人口稳居“百万级县”的榜首。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包含芝加哥）、德州的哈里斯县（包含休斯顿）、亚利桑那州的马里科帕县（凤凰城）以及加州的圣迭戈县依次是百万级县排榜的前五，它们的人口数均达到数百万以上。

美国人口大县通常有以下特点：都是所在州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庞大的都市圈；是移民和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高度活跃。2024年美国县域平均人口约为 10.85万人。

 

美国人口逾百万的县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岸沿海地区（数据：美国人口调查局）

1970年，有六千万美国人居住在百万级县内，目前在这些县居住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一亿多人。在百万级县数量翻倍增长的同时，也有很多地区面临着县域人口下滑的现实。例如，纽约州的伊利县，威斯康星的密尔沃基县，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县以及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县，它们曾经拥有超过百万的人口，但如今已跌出百万级县行列。除此之外，在中部农业州、资源枯竭地区和传统的”锈带“工业区，很多小县正经历人口流出、经济下滑和劳动力老龄化的三重压力，凸显出城乡之间、沿海和中部发展不平衡以及在资源、政策关注度上的“边缘化”的现象。这些与中国高度类似。

半个多世纪（1970-2024）以来，百万级县的总数和分布变化是美国人口动态的高度缩影。在这50个百万级县的背后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了住房紧张、房价飙升、交通拥堵、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使城市管理面临挑战，特别是在如何平衡快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方面，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给这些“超级县”带来了巨大机遇。除了经济上的活力和张力，还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重塑政治版图。在总统选举、国会选区划分和联邦资源分配中的权重不断提升，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风向标”。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县域平均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

中美两国百万人口县域分布呈现高度一致性：经济发展活跃，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州）会周边县域。

（四）百强县与人均数据

2024年，中国经济最强县（市），江苏昆山市蝉联榜首，GDP超5500亿元。

2024年，中国百强县GDP总量为12.81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16%。

2024年，美国纽约州纽约县（New York County，涵盖曼哈顿）经济总量在全美3155个县中名列前茅，2024年名义GDP达到了10067亿美元，实际GDP为8137亿美元，位居全美各县之首。美国GDP总量排名前100的县（GDP总量百强县）合计GDP约为15.94万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县GDP总量的54.69%。

中美两国经济最强县比较，美国纽约县高出中国昆山市约14倍（以中美汇率7:1计算）。

中国美国两国经济百强县比较，2024年美国百强县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百强县8.7倍（以中美汇率7:1计算）。

2024年，中国百强县常住人口总量约9563.83万人，创造了12.81万亿元的GDP。百强县人均GDP达到13.39万元，高于全国人均GDP水平49.89%。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3155个县GDP总计29.14万亿美元，人口3.40亿，平均人均GDP约8.57万美元。

美国百强县合计人口总量达1.40亿人，占全部县人口总量的41.27%；G百强县人均GDP平均为113535美元，是全部县人均GDP的132.52%。

2024年，中国百强县人均GDP通常比全国人均GDP高出约 43%-50%。由于缺乏中国县域人均GDP数据，据此推算，美国县域人均GDP水平高出中国县域人均GDP水平约8倍以上。

美国县域人均GDP水平之所以高出中国县域人均GDP水平约8倍以上，这与中美两国行政体制不同有很大关系。

绝大多数情况，美国的市归属于县。这与中国有明显差异。在美国，通常的行政结构是：州 、县和 市/镇。当然也有例外，在特殊情况，一些城市独立于县。例如，一些独立市 (Independent Cities)，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弗吉尼亚州。这些城市在行政和政治上完全独立于任何县的管辖。此外，市县合一 (Consolidated City-County)： 城市和县政府合并，形成一个单一的行政单位。例如：费城 (Philadelphia)、旧金山 (San Francisco)、丹佛 (Denver)和火奴鲁鲁 (Honolulu)。

还有一些特殊区域，例如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它是美国联邦首都，直接隶属于美国国会管辖，而不属于任何一个州。在行政划分上，哥伦比亚特区呈现出一种“三位一体”的奇观： 它是一个城市（华盛顿市）， 在统计和某些行政功能上，它等同于一个县（County equivalent），在某些联邦拨款和法律地位上，它又被赋予了类似“州”的待遇（虽然它没有州权）。

还有些大城市不仅属于某个县，甚至横跨多个县。例如，芝加哥市的大部分在库克县 (Cook County)，但部分区域会延伸到杜佩奇县 (DuPage County) 等邻近县。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中心城市归属于县，那么，中国县人均GDP水平自然是另一番图景。

5、百强县分布

2024年，中国百强县分布高度集中，区域经济极化特征明显，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东部地区共有68个县（市）入选，占总数的近七成。中部地区有22个县（市）入选，而西部地区仅有8个县（市）入选，东北地区有2个县（市）入选。 长三角表现尤其突出。江苏省上榜数量最多（24个），浙江（22个）和山东（15个）紧随其后，三省合计占据百强县的半数以上。

2024年，美国GDP总量百强县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州和人口密集的都市圈。百强县绝大多数位于加州、纽约州、得州、佛罗里达州和华盛顿州等大州。百强县多围绕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芝加哥等核心都市圈集聚 。加州拥有多个GDP总量超高的县，洛杉矶县是其中的核心，GDP规模名列前茅。得州 凭借能源和科技产业，得州表现突出。例如哈里斯县和得克萨斯州内的部分高速增长县。纽约州的纽约县（曼哈顿）是美国GDP规模最高的县，对整个东海岸百强县占比有重大贡献。 2024年百强县合计GDP总量接近16万亿美元，占全美国县域GDP总量的一半以上，说明GDP高度集中在少数县。

2024年美国百强县地域分布特征是“东西两岸加得州，核心都市带最强”。2024年，美国2273个县经济增速保持增长，809个县经济增速处于下降，24个县经济增速保持不变。其中，经济增速最高的是蒙大拿州卡特县县的76.6%，经济增速最低的是科罗拉多州巴卡县的-46.3%。

二、中美两国县域发展比较

中美两国在县域治理、行政层级、功能权限和经济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中美两国在县域治理方面的区别主要源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历史文化的不同。

（一）行政层级与权限对比

中美行政体制根本差异决定了县级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范围，这是十分重要的区别。

1、行政归属

中国的县（市），属于中国四级政府，隶属于地级市或直辖市。 从行政架构来看，中国县域是极具稳定性的基础治理单元。自秦代推行郡县制以来，县域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层级，历经两千多年延续至今。当前中国的县域上承地级市、下接乡镇，形成“省—市—县—乡”的四级行政体系，在权限配置上，县级政府拥有相对完整的行政职能，涵盖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节点。

而美国的县域则是州政府的派出性行政单元。县政府本质上是州政府的地方延伸，县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州政府的授权。美国实行“州—县—市”的三级架构，州政府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县管理范围通常包含多个“市”（City/Town）。县的职能主要集中在治安、基础设施维护等基础公共服务领域。这种差异源于两国不同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县域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治理基石，而美国的县域则是地方自治体系中的服务载体。

与联邦和州之间基于宪法的权力分享不同，县政府核心职能是代替州政府执行基础行政事务，而非制定独立的政治决策。 大多数州会限制县政府征收财产税（房产税）或销售税的上限。如果县想开辟新税种，通常需要获得州议会的批准。州法律规定了县政府的组织形式，例如必须设立多少个委员会席位，或者是否允许聘用专业的县行政主管。

2、职能重心

中国县（市）政府是功能齐全的“小政府”，是“块块”结构中的关键枢纽，受上级政府指导，全面负责县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务，负责从教育、治安到经济规划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用看得见的手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县（市）政府工作的重心。 县政府不仅要执行政策，更致力于经济发展和资源调配。近年来，中国强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试图使县城成为连接城乡的核心。

美国的县作为州之下的第二级行政区，直接对当地选民负责，侧重公共服务，职能相对有限。主要致力于本地治安、消防、教育和房地产登记等基础服务。如选民登记与选举管理、颁发驾照、土地登记、公共卫生监督以及地方法院的运作。具体的社区规划和公共教育往往由其下属的“市”或专门的“学区”负责。

美国县设有县长（County Executive/Mayor）作为行政首脑，部分地区县委员会有行政与立法合一的职能。

3、 治理模式与责任分担

从社会治理模式来看，中国县域是熟人社会与行政力量的结合体。在县域范围内，传统的宗族关系、邻里乡情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县级政府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全面管理。这种模式既保留了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又能借助行政力量高效推进公共事业。

中国县域治理通常采取行政包干制和科层制相结合，通过政治动员（如专项行动、运动式治理）来快速动员资源、推动区域发展。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的公共开支（约70%），因此县域政府在公共服务提升方面更有动力和主动性

美国县域则更强调社区自治，政府的角色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主体是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这种模式充分尊重居民的自主权，但在应对跨区域公共问题时，往往面临协调难度大、效率低下的问题。

美国县级治理权往往与治安官（Sheriff）、检察官、地方法院等组成独立的司法管辖区。此外，美国还有学区（School District）和特殊功能区等多个独立自治体共同分担治理职能，属于典型的分散式治理。

中美县域治理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以统一的政治目标为导向，推动县级政府成为全能的治理单元；美国则以居民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将治理分散到多个互不统属的自治体内。

（二）县域经济模式

在经济功能上，中国县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中国县域经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既有依托制造业崛起的工业强县，也有凭借特色农业、旅游业实现振兴的生态县。

从一定意义上分析，中国县（市）就是一个经济公司，一个相对独立的“竞合主体”。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直接参与经济竞争。县域经济往往依赖工业园区和资源开发。县级政府在招商引资和产业规划中拥有极强的能动性。县级财政曾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并积极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作为吸引投资的“秘密武器”。 目前正向“产业税收驱动”转型，百强县的财政自给率已接近省会城市水平，约达 72.73%。

中国县域通常有明确的“县城”核心，资源高度集聚，呈现“城强乡弱”的格局。

相比之下，美国县域的经济功能则呈现两极分化。人口密集的都市县，如洛杉矶县，依托大城市的辐射效应，形成了以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人口稀少的农业县，则以传统农业为支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美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多依赖市场调节，政府干预较少，这与中国县域在政府引导下的特色化发展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的县域更多承担的是大都会区周边的“居住和公共服务职能”，更多是为市场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底座，而非竞争性的经济实体。美国的县域除了极少数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大型企业的案例外，县级政府极少直接干预产业布局，其经济活力更多来自内生的商业网络和跨区域的产业集群，依赖于区域内的中心城市。 例如，笔者居住的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的县级行政区，面积3,377平方千米，政府驻地圣何塞市。圣克拉拉县2024年的经济总量约为 3,992亿美元。作为硅谷的核心，聚集苹果、谷歌等企业总部，该县是全球高科技产业重镇。其所在的圣荷西-萨尼维尔-圣克拉拉大都会区（MSA）的人均GDP和家庭收入中位数（2024年约16.7万美元）在全美均名列前茅。

美国县级财政的核心是房产税。这意味着其经济实力直接反映了当地的住房价值和居民财富，而非工业产值。 其开支主要集中在公共安全、司法管理和基础医疗服务上，教育和具体规划权限通常由其下属的更小单位（如学区、市）行使。因而，美国县域经济受大都市圈辐射影响极深。富裕的县（如靠近华盛顿特区的 劳登县）多是高收入人群的通勤居住地，以服务业和高端消费驱动，而非制造业。

美国县域的空间分布较为弥散。除了大城市周边的县外，很多县没有单一的行政中心，住宅、商业和工业沿着高速公路铺开，城乡界限相对模糊。

中国县域，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发达，城市群连绵；而西部区域则地形破碎，地形条件和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

美国县域，东西部地理差异较小，发展较为均衡，城乡界限不明显，县域大多实现了成熟的交通和基础设施覆盖。

 

中美差异化特征对比

特征	中国县域	美国县域
经济身份	独立的“工业/农业生产中心”	大都市圈的“服务/居住外延”
主导产业	制造业集群（如智能装备、新材料）	专业服务、零售、金融及技术支持
城镇化路径	以县城为载体的集中城镇化	郊区化与逆城镇化（居民向郊外郡散居）
政策干预	强干预：政府主导产业规划和园区建设	弱干预：主要提供规则保障和公共管理

 

三、启示与借鉴

美国县域（County）作为州政府的行政附属单位，在基层治理、公共服务提供及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深入研究美国县域划分及运行机制，对中国深化县域治理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进一步强化县域公共服务职能

美国县域提供如社会保障、执法、基础设施维护等标准化基础服务。通过细分县域范围来实现更贴近居民的“小政府、大服务”。

中国县级政府承担了极其繁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任务。借鉴美国在基层服务标准化、权责明晰化的经验，中国应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更多公共服务权下放到县级，重点在提升县域的经济动力、社会保障水平和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上寻求突破，把县城打造成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避风港”和“蓄水池”。重点投入县级医院的分级诊疗能力和县重点高中的教学质量，让农民工子女能在家门口接受优质教育，进而强化县级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末梢”的执行功能，将县城建设为城乡融合的节点，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在县城享受同等市民待遇。

与此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县域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提升县级政府处理复杂社区事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以县域现代化推动城乡全面振兴。

（二）县市关系：探索“分工协作”而非单纯的“行政隶属”

美国县与市（City/Municipality）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上下级，而是基于权力和服务分工的不同。

城市主要负责市区的环卫、消防、规划等微观治理；而县则负责覆盖全县（包括市辖区和非市辖区）的广泛行政服务。

借鉴美国的思路，可以探索在不改变行政层级的前提下，通过县级与市级政府间的公共服务协议（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s），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和公共服务的跨界交付，从而缓解市县之间，仅仅由于管辖范围不同而形成的公共服务巨大落差。

（三）根据资源禀赋定制发展模式

美国县域规模差异极大，从人口超千万的洛杉矶县到仅百余人的县，其治理模式和重点各不相同。

美国县域因地域特色，存在产业区、农业区或工商业区的划分。在农业资源丰富的县，美国侧重于利用机械化、商业化金融和生态环保技术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中国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县域划分应避免“一刀切”，结合中国各地资源禀赋，在资源富集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县域，差异化制定发展策略。实行“一县一策”，避免产业雷同导致的低效竞争。 例如，工业型县域侧重高端制造，农业型县域侧重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 对于北方具备规模化经营条件的地区，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推动农业现代化；而对于生态敏感或地理复杂的地区，则应侧重于景观保护和特色城镇化路径，差异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

（四）转变发展思路

中国县域过去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支撑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县域主要依靠物业税（财产税）。在房地产转型期，中国县域必须寻找从“卖地”向“产业税收”和“服务增值”转换的财政新路径。

县级政府应从“审批者”转变为“合伙人”。减少对企业的直接行政干预，重点解决企业在融资、用工和物流方面的隐形成本。效仿美国某些县域的“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透明、可预期的政商关系。

探索“数字县域”提升治理效率。借鉴美国县域在公共数据公开和透明化方面的经验，利用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推动县域治理数字化。通过大数据精准识别贫困返贫、环境污染等风险，弥补基层行政人手不足的短板。

（五）城镇化的质量在于“人”的流动

美国的县域管理随人走，公共服务相对均衡。中国县域发展的核心痛点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如果县城不能在教育、医疗上与大城市缩小差距，就无法留住返乡人才，县域将沦为纯粹的劳动力输出地。

中美县域差异源于体制与历史，无法简单复制，但规律相通。中国县域发展的未来不在于模仿大城市的扩张，而在于通过产业差异化、服务均等化和治理数字化，让县域成为既有城市便利、又有乡村温度的“第三空间”。

四、建议减少政府层级，增加直辖市数量

美国县域模式的核心在于行政权力的扁平化和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美国县域划分相对稳定，这有助于保持地方治理的连续性。同时，其辖区规模往往与政府的沟通成本、公共品规模经济效应相匹配。 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辖区的规模直接影响行政运行成本和公共政策的可预测性。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启示不在于照搬其区划形式，而在于，减少并弱化行政层级，逐步探索减少行政层级对资源配置的硬约束。强化政府服务属性，将县级政府打造为高质量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2014年5月11日，笔者主编的《第三轮改革———中国改革报告2014》发布。这份报告，笔者撰写的“建议压缩政府层级，从五级政府向四级政府过渡”，得到了社会高度关注。中国五级政府行政成本偏高，这与政府的层级太多有关。笔者12年前的建议，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就是减少地市这一层级，由省（区）、直辖市直接管理县（市）。

如果减少地市这一层级，需要增设省级机构数量，包括省和直辖市。特别是增加直辖市数量，相对简单。由直辖市直接管理县（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品德。建议在目前四个直辖市基础上再增加六个直辖市。笔者给出六个直辖市名单是：深圳，武汉（中部地区的中心，具有辐射带动华中地区的作用）、西安（西北地区的龙头，对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核心地位）、成都（西南双核之一，与重庆共同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连和合肥。通过赋予这些城市更高的行政自主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区域增长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

1、“美国百万级县增多：一幅正在改变的人口地图”，ShareAmerica（ 美国国务院管理的平台）2025年4月16日。

2、北海居，“2024年美国县域经济及百强县榜单分析，经济数据智能分析平台”，2026-02-06 。

3、陈剑主编《第三轮改革———中国改革报告2014》，《第三轮改革：中国改革报告2014》，2014年5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