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历史理解中的两种应该避免的方法

在解释历史文本时，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则可以被描述为“超然的历史主义”（disinterested historicism），它要求我们在历史文本、历史上的理论或思想家的观点产生的背景下对其进行理解。作为任何解释工作的起点，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且不成问题的出发点。但是如果这个出发点伴随着进一步的假设：理解只能意味着在历史背景中理解，而向历史文本提出当代问题则会陷入时代错误，那么它就是不恰当。自伽达默尔关于诠释学的著作问世以来，我们知道所有的理解包含解释(all understanding involves interpretation)。只有当某个“x”在我们始终预设的框架“y”的背景下对我们产生意义、显得有意义时，我们才能说理解了它。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涉及一种“视域融合”，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次不同代际与不同视角的会面。在根据“y”解释“x”时，我们将两个意义背景——创作时的意义背景与解释时的意义背景——相互作用；我们模拟了它们之间的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代读者，我们不由自主地会向过去的文本和思想家提出某些问题，因为我们在阅读这些文本时带着构成我们意义视域的某些预设。正是根据这些或多或少明确的预设，理解文本的过程才得以进行。因此，在阅读过去时永远不会有纯粹的“超然的历史主义”：我们永远无法剥离自己所有的解释预设，因为每一次阅读行为始终是一场跨越解释视域的、包含理解与误解的对话。

理解历史文本时的第二个普遍的解释假设，可以被称为“后来者的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the self-righteous dogmatism of the latecomers）在向过去提出问题时，这种态度假设我们已经获得的答案才是正确的。这种对过去文本的阅读方式在社会活动家中间尤为盛行。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往往只是简单地将过去的误解与当下的真理进行简单对照。对于社会运动的集体自我理解而言，这种简单的启发式方法可能是政治身份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要求与过去决裂，并断言自己的身份有别于过去的遗产。然而，对于阅读和借鉴过去的历史文本来说，这种态度是不充分的（不适当的）。如果我们接近传统和过去的思想家仅仅是为了“揭穿”他们，那么寻求理解他们就真的毫无意义了。

超然/客观的历史主义是不够的，因为它阻碍了提出任何超越文本创作时的直接历史背景的问题，从而扼杀了当代读者对过去文本的兴趣。这种方法就意味着所有对历史文本的质疑，都会被认为是“时代错误”。这种方法对其解释者自身的历史关切缺乏敏感性。后来者的自以为是作为一种诠释学方法也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假定自己已无法再从历史文本中学到任何东西，假定它们已不再能吸引和启发我们。

【参考文献：Seyla Benhabib：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Arendt】

来源：写作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