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罕逊:数字时代民间群体性呼声的畸变探析

发布时间:2026-11-06 13:27 作者:钟罕逊 浏览:1,319次

一、引言

在公共讨论的理想图景中,民间自发的呼声、大众的观点交锋,应当建立在事实文本、完整语境的基础之上。情绪是认知的结果,是人们在看清事实、辨析是非之后自然生成的感受,而非认知的前置条件。但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主导的数字传播生态中,信息的流转方式发生深刻改变。信息被切割、摘要、标签化之后快速扩散,大量普通民众接收的不是完整的事件文本,而是经过二次加工、带有情绪偏向的符号片段。由此衍生出一种特殊的群体性现象:一场大范围的舆论风波之中,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卷入情感冲击,感知到自身情感受到伤害,却难以说清伤害的具体载体;许多人对所谓“不当言论” 表达愤怒,却未曾阅读原始表述,也无法厘清言论的争议边界。

这种悬浮式的情绪动员,既不同于基于确凿事实的正义愤慨,也不同于出于审慎考量的集体沉默,是数字时代民间呼声发生畸变的典型形态。它和刻板印象传播、公共监督困境共享同一套传播底层逻辑:算法以流量为导向,优先推送冲突性、刺激性内容,简化复杂社会关系,消解审慎辨析的空间。本文以这一传播现象为分析对象,剖析悬浮情绪的生成机制、内在风险,结合集体沉默理论,探讨民间群体性呼声如何守住事实根基,维系公共理性,探索良性的大众表达路径。

二、悬浮情绪的生成机制:算法、碎片化信息与圈层共识

数字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是悬浮情绪得以扩散的技术基础。平台的核心目标是提升用户停留时长,高冲突、强情绪的内容天然具备更高的传播效率。原始文本往往篇幅较长、逻辑复杂、存在多重限定条件,不利于快速传播;而概括性的标签、简短的评判口号、带有渲染色彩的转述,更容易被转发、点赞。在持续的筛选过程中,原始语境被层层剥离,最后只剩下“冒犯”“伤害”“不当言论” 这类抽象的情绪符号。普通受众接收的不再是信息本身,而是附着在符号之上的情绪预设。

圈层化传播进一步加固了这种情绪闭环。网络社群内部存在稳定的共识框架,当情绪符号流入圈层,圈层内部的相互印证、附和、重复,会不断强化情绪的正当性。个体不需要核验原始材料,只需要参照圈层内多数人的态度,就可以完成立场表态。在这种环境下,情绪的产生不再依托个体独立的信息查证,而是来自群体氛围的传染。很多参与者的愤怒,是跟随群体氛围形成的情绪响应,而非基于文本细读、事实考证后的自主判断。

这种状态与刘瑜在《房间里的大象》中讨论的集体沉默形成对照。集体沉默,是人们看见事实,却出于怯懦、自保,默契地回避、无视事实,选择不发声;而悬浮的群体性愤怒,是人们在尚未接触完整事实、不清楚争议内核的情况下,提前完成情绪站位。沉默是主动回避事实,无对象的愤怒是被剥离事实的情绪裹挟。二者殊途同归,都终止了理性的探究过程,让民间呼声失去事实根基。

三、悬浮情绪的风险:民间呼声的异化与监督边界的失守

悬浮情绪首先带来的问题,是事实标准的虚化。当情绪感受成为判断对错的首要标尺,“是否让人感到受伤” 取代 “文本本身是什么、在何种语境下言说、是否存在实质危害”,成为评判言论的核心标准。感受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同样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不同受众那里会唤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以主观感受作为公共评判的标尺,会带来评判标准的不稳定,极易引发无休止的情绪拉扯,很难形成共识。

其次,悬浮情绪容易催生扩大化的对立。因为缺少清晰的批判对象,愤怒的情绪会向外溢出,从针对某一段言论,扩散到群体、身份、地域乃至文化层面。原本针对单一观点的民间讨论,迅速转化为身份阵营的对抗。复杂的社会议题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结构性的社会矛盾被置换为身份之间的情绪冲突,真正值得审视的深层问题被情绪浪潮掩盖。

同时,悬浮情绪还会扭曲民间监督的形态。有效的民间监督,建立在事实清晰、证据充分、区分合法与违法的理性基础之上。如果民间群体性呼声长期被无锚点的情绪主导,公众监督很容易滑向情绪化审判。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先行定罪、随意揣测、扩大追责范围,既容易误伤无辜者,滋生诬告与网络暴力,也会消耗民间呼声本身的公信力,让真正值得被关注的问题淹没在情绪喧嚣之中。喧嚣的愤怒,和沉默的回避一样,都阻碍了对真相的探寻。

四、民间呼声的自我调适:回归事实先行的表达原则

在情绪符号泛滥、公共理性持续消解的传播环境中,民间群体性呼声想要保有正向价值,需要建立一套自我调适的意识与习惯。大众自发的表达、诉求与愤慨,本身是社会感知的直接体现,是民间表达权的自然流露,不必被否定。但自发不等于放任,朴素的共情与愤慨,需要和事实辨析结合在一起。

这意味着,在跟随群体情绪之前,尽可能追溯原始信息,还原事件的完整语境,区分客观事实、主观情感感受与价值立场。要主动追问:究竟是什么内容、在什么场景下言说、违反了何种规范、会带来什么样的实质影响。群体性呼声的力量,不在于声势浩大,而在于它扎根于真实的问题,有清晰的诉求与可核验的事实支撑。

这种理性自觉,不是要求民众放弃感受、压抑情绪,更不是要求民众保持冷漠中立。情绪可以作为关切的起点,但不能成为判断的终点。朴素的正义感、被冒犯的感受,本身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只有经过事实核查、语境还原之后形成的表达,才是稳定、有力、可持续的民间呼声,才能够避免被碎片化符号裹挟,避免沦为算法流量的工具。

当然,依靠个体自觉无法一次性消除群体性情绪。圈层传播、算法推送的机制客观存在,信息碎片化的趋势难以短期逆转。但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养成先查证、再表态的习惯,民间话语场域就会慢慢形成一种审慎的共识,抵制脱离事实的符号化煽动,让大众的声音回归它本来的意义:反映真实的感受、提出具体的诉求、推动问题的澄清与解决。

五、结语

数字时代的传播生态,催生了一种新的舆论困境:大量普通民众在不清楚争议内核的前提下,产生集体的被伤害感与愤怒情绪。这种悬浮的符号化情绪,是算法流量逻辑、圈层传播共同制造的产物,它和集体沉默互为镜像,共同侵蚀公共理性,让民间群体性呼声简化为立场站队,甚至滑向身份对立。

面对这一局面,单纯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制情绪,往往效果有限。更重要的是在民间话语内部,培育理性辨析的习惯:厘清事实、还原语境、拆解符号,区分感受与事实。民间呼声的价值,在于它是普通人真实诉求的载体。当公共讨论能够回归文本、证据与语境,大众的表达、公共监督、社会议题辩论,才具备良性运转的基础,朴素的民间声音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沟通、澄清问题的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 刘瑜。房间里的大象 [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 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 [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3]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来源:学者钟罕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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