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识”是三十多年前中国起飞的动力基础。如今，在面对一个复杂得多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共识”是如此的宝贵。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中国再出发的第一步。

现在“改革共识”是各方讨论很多的话题。在我看来，在谈论改革共识之前，首先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现在的改革共识不是说没有，但确实很脆弱。因为现在对改革的态度是分化的，各种取向都有，之间的差别很大。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现在只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改革共识，例如反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党内民主、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等等。但即便是这些方面的共识，要采取怎样的措施，如何推进，仍然有很大分歧—比如依靠制度反腐还是依靠整风似的反腐，诸如此类。就目前而言，分歧还很大。

另外一个方面，靠什么来推动改革，实际上是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手段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各阶层和知识分子内部也有很大争论。现在大家都在问：到底是谁想改革，谁要改革？共识主体到底是谁呢？即便有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些共识的主体又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只是从推测的角度认为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认为在官员、知识分子、高层、人民之间有这么一个共识，但并不存在一个相互沟通的有效的管道或者制度化的委员会或者类似政治协商会议这样一个改革的会议，所以当我们谈这种共识的时候，只是一个抽象的、臆测的、想象的共识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一个想象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之下来谈论改革的动力，以及用什么手段，也是有很大的臆测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高层的判断，对各级官员改革意愿的判断，这都是在臆测下进行的，假定他们也意识到相同的问题，假定他们也认为需要改革，然后才来谈怎么改革。

在我看来，在改革共识之前需要一个制造共识的机制，也就是一个民主协商的机制。协商机制要比共识本身更重要，让社会产生共识比共识本身更重要。

一个通过由上而下的宣传机器的方式无法达成共识。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及大众，他们所需要的是讨论，是讨论机制。甚至过去十年很多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一种表达，还有其他各种方式的表达。大家都在表达，表达出不同方面的东西。

现在要做的是实现一个体系化、机制化、正式化的表达机制，进而产生一种由下而上的共识。

表达的权利被承认，讨论的空间被承认并且得到扩大，是形成共识的最基础的空间、最基础的方式，没有这些表达方式，谈不上改革的方式。我正在关注的是由下而上的产生共识的权利和手段，能不能得到确认、得到保护，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方面，到底什么样的共识才能被推进？我们要从理论层面上来谈谈共识本身。实际上，大众共识形成也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我们谈的仍然是社会少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讨论改革共识的时候，他们的意见，他们的主体性才是最重要的。

怎样将社会产生的新力量包容进来，这才是我们所说的改革的推进的问题。

改革推进就是一个共识扩大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地吸收多元的政治力量。改革其实有很多方式，如果要依赖改革共识来前进的话，应该是共识不断扩大的过程，改革必须依赖共识本身，共识的产生和改革的推进是一个几乎相同的过程。将共识的力量包容进去，这是很重要的。

改革的本质是要吸收、兼容各部分声音，否则的话不可能改革，因为不对自己的系统构成变化。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师

80年代之所以能够达成改革共识，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那时候，大家都极力反对极“左”，体制内外呼声一致。斯时全国意见最为一致，也有着全面的共识。但是，回头看来，改革最初也有分歧。1978年，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要求变革，可已经表现出意见的不一致，争论焦点在于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今天，中国再次面临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并抱团成为拥有动员强大政经资源能力的利益集团。对这部分人而言，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他们当然不愿意。所以，改革三十年后，各方要达成改革共识会比较艰难。

当然，分歧并不可怕，且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前提是这个社会要出现利益分化，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发育成熟，这样才可能形成制衡。所谓民主，就是不同的利益阶层、群体在为自己的利益博弈。而1979年，利益还没有分化，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城市化还没起步，中产阶级、商人群体都还没有产生，整个社会简单而脆弱，受大半个世纪激进的革命思潮影响，人们的新诉求仍然非常理想化。而只有成熟社会，才有文明博弈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取得改革共识比较艰难，但却也正当其时。

对于今天的中国改革，最为重要、最具有决定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来自中央的决心和规划。回望经济改革，是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股力量在互动中共同推动的。改革是上下合力的结果。

当下，国人对于改革共识的讨论更多寄希望于达成“左右”共识。但从现状分析，要重建改革共识，纵向的官方与民间之共识恐怕比横向的“左右”共识更为重要。只有建立起整个社会对改革的共识，改革才有可能推动。

在我看来，现实情况是，改革的社会共识可以逐步达成，且整体改革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民间期待改革，党内有远见的力量也正试图推进改革，这就是达成社会改革共识的基础。中国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党内依然存在强大的理性力量。

社会要达成共识，前提条件是社会各部分，特别是官方与民间的良性沟通。政府官员制定和执行政策法规，把握国家的大船前行，民众既是船上的乘客，也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毋庸赘述。因此，在朝者要多听在野者的意见，船才能开得稳。说起来容易，做到却殊为不易，如何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与建立可操作的沟通机制，着实考验执政党的智慧。

十八大之后，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更高，很多人都盼望推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实际上，这种改革也包含了妥协的成分。为什么要改革？因为有些生产关系影响了生产力，有些上层建筑影响了经济基础，有些做法或者有些政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引起了不满。为了解除这些不满，就要调整相关政策和做法，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妥协。

可以把这种妥协看做是良性的妥协。而良性的妥协一定是双方的合力的结果。因此，要达成改革共识，就要懂得妥协、学会妥协，多听对方的意见，多理解对方，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对方一步。

妥协，不仅是弱势一方和理屈一方要做到，强势一方和占理一方也同样要做到，千万不能把对方逼到墙角。

就说现在的官民这一对矛盾，各地群体性事件中，常常是官民矛盾深藏其中，相当多的时候是政府官员处置失误。政府当然要妥协，但是，老百姓也要学会妥协，不要觉得逼得官员威风扫地就是好事。谁都不妥协，弦就会越绷越紧，总有一天会拉断。弦断容易，接起来可就困难了。

党内也好，政府内部也好，永远都会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正是改革的空间所在。有良知的召唤，一部分开明官员认为现行体制有问题，也认同并且接受循序渐进的改革。因此，在一些场合，可以发现体制内人士与体制外人士的想法往往是一致的。正是这部分开明官员，他们有做深层次改革的诉求。

当然，也有部分官员，因为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希望维持现状，不做大的改革，只做表面文章。作为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他们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

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班子带头，地方跟进，作风在改变，例如轻车简从，简化接待礼仪；反对假大空的言论；在会议上，尽量做到切合实际，不奢侈铺张。但不应止于此。镰刀割草，不能去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的生命力极强劲，不断地一茬一茬地割，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在去根上下功夫。要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要有电钻一样的利器深入下去。

新一代领导人表达了改革的愿望，行动上在一些大家看的见的层面，部署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千丝万缕，例如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党政分开，司法公正等等，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甚至不可能一下子铺开，渐进地推进改革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表，一个路线图，要让人民看到更加光明的前途。

当然，面对改革会有不同意见，包括现在被民众称赞的东西，都会遇到相左的意见。关键在于能否坚持，领导者如果能顶住压力做下去，就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比较灿烂的一笔。目前，执政党要以改进作风、制度反腐为契机，聚拢人心。如果继续腐败、继续官僚化下去，就不能提改革了，一提改革反而会引起大的乱子。

今年两会即将来临，政府换届在即，首先要收拾人心，让人民群众看到执政党在往好的方面改进，让人心更多地凝聚在党的周围，才能一呼百应地推进改革。

在上世纪后半叶，中国曾有过两次人心齐的时期。一次是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很多人心中一扫阴霾，认为中国这艘大船换了船长，光明的彼岸就在眼前。但是，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使得人心涣散。

再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结束十年文革，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那时开始，无论是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心又一次聚拢。但是，随着一系列改革深水区的问题出现，聚拢的人心再次受到影响。

同样，今天也到了收拾人心的历史时刻。今年7月，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赶快收拾人心》，其中写道：“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

除了官方与民间的沟通沟通，其实还包括不同倾向、官产学、国内外的沟通。有部分极端分子，几乎坐不到一起，遑论交流？所以，这三者的交流要从易到难地开展。起码要先坐在一张桌子前，先互相混个脸熟，先了解对方在想些什么，表达的观点究竟有什么内涵，有没有合理性蕴藏其中。

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是当今社会其实也是任何时候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也是社会气候的晴雨表。所以，他们代表的声音，基本上是社会主流的声音。

另外，就算是顶尖的国外汉学家，对中国也有很多的不了解，甚至是误解，有的从正面误读中国，有的从负面误读中国。原因在于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常常是根据媒体和部分人的意见得出结论。国内外的沟通，官方学术机构组织些论坛固然需要，但更多的还应当是民间参与式的交流。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改革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比如知识精英和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对改革的期待肯定不一样。1979年政治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要求，到了今天，这个圈子更大了。社会在改变，人们的意识也在改变。尽管如此，今天中国大多数人对改革的诉求与一部分知识精英提出的改革诉求是不太一样的。一部分知识精英从来认为自己的诉求应该是首位的社会诉求，这并不客观，也未必能代表大多数人。

当代知识分子，力量本来就不强大，完全处在附庸地位，谈不上独立性。提出的大多数主张没有太大价值，很多东西都流于纸上谈兵。有一些知识分子会去跟政府唱反调，但是过于激进、毫无策略，很多时候生存都是问题。另一些知识分子尽管表达了正确的意见，但是他们自身的责任感、对自己的约束力，包括团结大多数的本领，都很差。一些深受民众喜欢和崇拜的知识分子，就那样慢慢的把自己给毁掉了。

经历这些年的大浪淘沙，知识分子的力量已是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谈改革共识，不是意味着舞台上只能唱京剧，花园里只能种红花。我们追求的共识，是花园里百花齐放，大家都有说话的权利，大家也都有听别人说话的义务，在交流和沟通中互相了解，在互相理解中取得最大可能的改革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