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合力攻坚“市场化”

压缩既得利益群体寻租空间，需要改革者从执政安危出发拿出义无反顾的勇气，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则需要决策者从民生福祉着眼作出灵活周致的智慧选择。

“一些学者用数学模型来预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得出悲观论，其错就错在没有把改革开放的参数放进去。”近日，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说，“小平同志伟大就伟大在没看数学模型，靠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济35年的高速增长。如果我们继续以改革为动力，坚持市场化取向，未来还能拥有更为辉煌的20年。”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列为2013年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方向奋勇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发展要重在提高质量效益，用改革红利释放内需潜力，“改革要打破部门、行业利益和固有格局，抓住关键环节，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凝聚全社会共识，提升改革领导执行力，坚持市场化取向不动摇，抓住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也是东中西部数百位受访者的共同心声。同时，记者深入采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干群也了解到，因思想束缚、利益羁绊，一些地方市场化改革难度增大、阻力增大，共识减弱、领导力减弱“两增大、两减弱”问题突出。

“严重拖滞、阻碍着市场化改革进程推进，尤其不利于抓住战略机遇期。”他们认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打破思想障碍、利益壁垒，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凝聚共识需清除思想误区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感受到，不同群体对“要改革”的呼声都很高，但在“怎么改”上看法不一。采访中，海南省省长蒋定之，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等受访者说，“大家对改革的期盼越来越强烈，但是对改革的内容和路径需要统一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各界看法不一，根源在于当前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社会关系的不平衡。

部分党员干部推崇行政主导模式，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认识不足、贯彻不力。

一位获博士学位的市长对本刊记者说，“政府、企业是经济的两套运行主体，政府动员资源、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对经济快速发展功不可没。”有着类似认识的党政干部并非个别。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告诉本刊记者，现在行政过度干预市场回潮趋势很明显，政府干预太多，后遗症突出。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分析认为，热衷于用“政府的手”扯住、按住“市场的手”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真不相信市场的力量，还有一种是源于利益，“后者问题更为突出。”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齐同生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让干部们真正认识到，“必须建立市场主导下的有限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市场。”

部分群众认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是市场经济所致，对改革产生失望甚至厌倦情绪。

采访中，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说，近年来有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等问题引发民怨是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相反，我觉得这些问题恰恰与市场发挥作用不充分相关。”经济学家林毅夫说，“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是双轨制的弊端没有消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都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

社会舆论中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但同样有害的声音。一种声称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复辟”，从根本上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一种主张彻底私有化、全盘西化。在研究者看来，尽管这两种观点、主张并非主流，但“都积极通过网络、讲座等渠道大力扩散、争取支持，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模糊、思想上的混乱，动摇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需高度警惕。”

部分私营企业主或因现实碰壁，或因思想疑虑，对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信心不足，积极性受挫甚至移民、迁资海外。

采访中，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贪官外跑说明反腐力度大，但是创造财富的人如果走了那就很不好。“企业家并不是要什么特殊政策，而是想要积极的信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说，“对于政府为主还是市场为主这一左右经济改革命运的核心命题不破解的结果，很可能是企业继续出走、企业家继续移民。”

上海复星投资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告诉本刊记者，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背后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利益配置问题，二是公权限制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和深思。”

构建利益均衡新格局

“改革之初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当前主要是利益的冲突与博弈。”这是采访中多数人的共同感受。在新华网“如何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型网络问卷调查中，关于“当前推进改革的主要难题有哪些?”的问题，其中“既得利益集团强大、反对进一步改革”在7个选项中成为1.5万多名受调查者的首选，占受调查者总数近1/4。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等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一致认为，利益关系失衡越来越严重是改革面临最为突出的矛盾，既得利益群体是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采访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不仅是不同利益群体的问题，“更危险的是地方利益、垄断利益、部门利益倾向不仅形成，而且具有普遍性，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性。”

宋晓梧解释说，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但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层层分解招商引资指标到各级干部，对一些项目当地官员说零地价就零地价，“地方政府官员和市场界限这么不分明，地方政府公司化造成制度性腐败，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夭折。”

“地方利益、垄断利益、部门利益盘根错节、相互交织，虽有时互相指责，但深层结成‘利益板块’，导致彼此助长易、外部打破难。”苏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天琦说，目前一些局部领域的改革方案都是由主管部门自己设计，这就如同“让猫设计一条不吃鱼的政策”，无法避免“部门利益固化”。

而且，“随着社会多元带来的利益多元化，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迟福林说，很多改革已经被逼上梁山，改有矛盾，不改矛盾更多。既得利益群体的“固化”与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使市场化改革面对着结构性利益壁垒。构建合法、合理利益得保护，非法、不当得利受打击的利益均衡新格局，既需要勇往直前、大刀阔斧的果敢，也需要利弊权衡的毅然决断和如烹小鲜的细致考量。

回应五大关切冲破重围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效率与公平等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和核心任务。”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海南省省长蒋定之，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等人认为，要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在宏观调控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关键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格局。

宋晓梧则进一步解释说，一方面突出社会主义、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坚持市场经济、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把二者结合起来，这将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伟大进步。”

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系统改革、整体推进的基础上，顺应民意、回应关切，从全局、长远利益着眼，从维护群众最根本利益、解决社会最突出矛盾着手，在经济领域关键环节实现改革新突破，是各地干群的普遍期待。

其一，开征遗产税、全面开征房产税，适时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财税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开征遗产税、全面开征房产税，全面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从价计征范围，将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完善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深化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及国债管理制度改革。

其二，打破市场垄断和价格垄断，创造有效配置资源、促进转型升级的条件。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准入标准，引入竞争机制。根据改革市场化的进程，修改我国的反垄断法，提高其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各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

其三，进行市场化为重点的要素市场改革，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改革，深化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推动水权制度改革和水权交易市场建设。

其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重。

其五，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