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亟需建立上下共识的沟通渠道

编者按：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先生在共识网、天则所联合主办的“重启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经他本人补充核校，在共识网推荐发布，以飨读者；会议完整记录也将于近期上网，敬请期待！

张曙光：我同意刚才讲的，上下共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左右的共识也是个问题，但是对我们目前来看，它只是有影响的一个因素。上下共识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中华民族也好，对共产党也好，对新领导的长期执政也好，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要讲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使得这届领导明白，就是他这一届能不能平稳落地，怎么样才能平稳落地？这是更能使得现在的领导人认识这个问题，下决心的一个事情。

胡和习确实不一样。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习本人的几次讲话还不错，但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现在也正是他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问题在于他有没有他老子的魄力？如果他没有他老子那样的魄力的话，这几年也就只能混过 去，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混过去，我觉得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如果是他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许能够做点事。

王占阳：好像说李克强最有这个意识，说中国不改革日积月累就会出大问题。

张曙光 ：前面讨论的问题，重复的我就不说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官民共识、上下共识怎么形成，这可能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要形成共识，首先需要对话，现在上下是不沟通的，不像80年代赵紫阳那个时候，你可以看，薛暮桥等 老人的意见他听，朱嘉明、华生等一批年轻人的意见他也听，甚至可以争论和吵架，如，通货膨胀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刘国光可以发表不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开座谈会，刘国光、吴敬琏、薛暮桥他们可以当面和他争论，但是吵归吵，大家还能交流。现在我们交流不了。上面对左右两面，是利用和打压两手并用，我用得着了用，用不着了打，还可以用左派去打右派，用右派去打左派，即用一边制约另一边，这是一种统治术。

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恐怕是需要来考虑一下，怎么建立一个正常的渠道，大家在内部桌面上能够讨论，能够来谈，怎么启动这个机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首先得使他有这个需求，它需要了才有可能讨论，他不需要就没法谈。所以我倒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与新的领导层进行沟通，大家能不能坐下来，他们能不能听听不同方面的意见，不管人家讲什么东西，都不去追究，大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问题在于，上面对学界是不信任的态度，与他讲话一样他相信，与他的讲话不一样，他不相信，因为地位不一样，他看不起你。如果真正觉得混不下去了，其地位就能削弱，就能来听，就能来讨论。所以现在要打掉他们的一些幻想，现在政府有钱，1-10月份10万多亿税收收入，他拿钱可以摆平很多事情，现在可以，三五年以后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如果经济增长降下来的话，还有那么多钱吗？现在已经把这个口子开了，几年以后你还能拿出来吗？钱不够了，还有什么东西？钱摆不平，能用军队摆平吗？更摆不平。我觉得使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才能来谈，来沟通。而且有一些问题，要使这些人能够认识，光靠强力是不行的，怎么去妥协，我觉得上面没有一个妥协的意识，他们的很多办法都不是妥协的办法，而是强力解决的办法，应该让他明白，妥协和和解是最有效的办法。

事实上妥协不是坏事情，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政党好，妥协和和解是成熟的标志，人家很多事情都是这么解决的。过去我们都是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大可能，如果还是一个吃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几个乱，这是必然的结果。既然要妥协，就得讲规则，就是大家讨论问题也得有规则。当然，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一些难处，不可能强求人家做什么，也不可能强求人家都听，给人家一个决策的余地，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要理解对方，也要互相理解。

比如有些事情他们觉得为难，讲出来，摆在桌面上，不一定非要那样去做，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比如某一件事情，他们觉得很担心，害怕出事，讲出来了，就不要这么做。我觉得有的地方可以理解，可以照顾，下次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再去推进。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理解的东西，作为建言，我们应该给人家讲要怎么做，条件是什么，不这么做，坏处是什么，要这么做，需要有什么条件，做了以后应该达到什么目的，有什么危险，成本收益是多少，这个应该讲清楚。另一个，建言是建言，批评是批评，这两个东西也应该去分开，不能说有建言就不能批评，有批评，你的建言我就不听。总之，要沟通，就得有渠道，有规则，然后才能就一些重大进行讨论，逐步达成共识

刚才大家讲的问题我不是不同意，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我觉得三十年改革，现在来看，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如果不能确立一个明确而正确的理念，现在都做不了，做了都扭曲。比如“小产权”房，这本身是个具体问题，但是牵扯到一系列的宪政规则，首先，它是身份社会的集中反映，是特权和歧视明显证明，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恐怕理念上应该清楚，要确立权利平等，要切实保护产权。如果不确立和坚持这样的理念，采取任何一个办法，必然是给改革制造新的困难。不仅如此，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解决，并不能就事论事地孤立地去解决它，它牵扯到耕地保护的问题，牵涉到地方财政的问题。要解决它，就需要确立这样的理念，需要有一套基本的宪政规则。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很难解决，但是根本解决不是一步解决。

我觉得，一方面要说明新一届班子未来很难平稳落地，另一方面，也要考虚未来5－10年要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能够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东西。我觉得过去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完全弄得太清楚，就是理论设计和实际实施是两回事，完全是两个逻辑。方案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到实施的时候可能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它考虑的地位状况不一样，考虑的情况、事情也不一样。赵紫阳过去说了一句话，理论家只考虑他的理论的完整性、逻辑性，而政治家要考虑政治风险。设计可以关起门来搞，一个人可以苦思冥想，几个人也可以一起讨论，但是实际实施是很多人互动的，你不可能掌握的，中央政府权再大也只是互动和博弈中的一方。这两件事情必须分清楚，我们建言也好，与他们讨论也好，要让人们能够清楚，理念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要使决策者能够真正接受，而且要使得实施者都能按这个东西去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决策正确，实施也会走样。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的领导上台确实出现了一个机会，现在问题是怎么能够推进，这可能是重要的。

荣剑：张老师说得很好，上下共识，互相信任是前提，现在我们不相信他，他也不相信我们，这是最大的问题。

王占阳：刚才张老师说的，要有正确的理念，改革才能不走样，我认为这三十年改革，这是很深的一个教训。我们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就有这个问题，理念不清晰，最后就乱了。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道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你的理念不明确，首先是价值目标，你到底是什么，是权力越来越集中，把县委书记都弄到中央党校来学习，甚至是靠权力集中来解决问题，还是靠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个价值理念很重要，而且制度框架也是一种理念，是不是要选举，是不是要分权制衡，是不是要把人大做实，你把这一套东西如果考虑清楚了，目标是一个合理的目标，我们坚定的往这个方向走，这是一个状况。如果说那玩意就是邪路，完全是另一套，我们就坚决不能往那儿走，或者说我们可以吸收一些，怎么怎么样，你要么坚决不走，最后崩溃了，要么吸收一些，基本的东西又不动，东来一点，西来一点，乱搀和，选举也是，本来应该是选民选，结果现在变成了小官选大官，应该任命制的环节用选举制，选举制的环节当中用任命制，整个就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