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改革大纲”需以法律形式落定

新一轮改革或已如箭在弦。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转型中国要到哪里去？怎么去？何时抵达河对岸？无论朝野，人们都在期待一个更加明确的回答。各个领域富于主动精神的社会力量，已在朝着自己心中的答案着实努力。

这些年，中央建立低保体系，增加教育投入，逐渐开放社团登记；地方试点财政民主恳谈，尝试权力分设，皆有所改，有所革。允许试点，再慢慢推开成功做法，走经验主义的路子，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诀窍。但如朱熹所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终归是为了全体上下，表里内外，豁然贯通。转型还需要打通一些至关重要的关节，建立和完善一些至关重要的制度。

建立市场经济是大纲领。2012年10月国务院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从1980年代农村改革、民企发展到1990年代国企放小，再到入世直至今天的取消行政审批，在在呈露出这条重要的改革思路。国企尤其是央企有没有更恰当的定位和改革途径？土地权利怎么界定？土地交易怎么实施？顶层设计应如何考虑从根上约束政府之手直接伸入市场的发生机制？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法治政府落地，才有市场经济的完成。

建立现代政治文明是大纲领。邓小平深刻反思过的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如何解决？公民选举权如何更好落实？何日公共财政可全部细化公开？官员财产公示能否由全国人大立法强力推行？对公民社会的发育，政府如何减少障碍、提供助力？对公民而言，法不禁止皆自由。下一步改革还要给民众和社会充分开放哪些权利，顶层设计要明确。

收缩权力与张扬权利，诚属一体两面，实质就是行宪。权力与权利的消长之间，大量利益将重新分配。而收入分配改革8年举步维艰，原计划2012年12月出台的方案被再度推迟，充分说明博弈空前激烈。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城镇化的重要性，但由物的城镇化变为人的城镇化，涉及巨大调整，岂是几个行政命令所能扭转？这些调整，皆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要求让宪法更好地落地。

行宪就是改革的大纲领，而行宪需要重温邓小平的改革大智慧。改革已涉深水区，当下不仅要有打破姓“资”姓“社”的政治勇气，也要如当初设立“体改委”那样，设立一个利益相对超脱的机构来设计和推动整体改革。这应是顶层设计的首要内容。

光有一纸宪法，不等于落实了宪政。习近平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真正落实“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宪法才有生命力，有权威。

宪法不会自动实施，需要有符合现代治理原则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宪法的基本内容。宪法中自然有对公民各项权利的规定，也要有对公权力的基本界定，有各项权力具体而科学的架构和运作规则。

宪法只是原则性的说明。如何与时偕新地解释这些原则，需要有专门的司法机制。对那些违背宪法的法律法规、红头文件、地方土规矩，对违宪行为，要建立和完善可操作的审查途径。简言之，宪法要有牙齿，宪政才能落地。

依宪执政，尤其要发挥全国人大的作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吴晓灵2012年11月19日呼吁：我们应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这一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从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手里收回更多立法权，让人大真正主导预算审查和监督，并切实对人大任免的干部实行问责制，对被选举出来的官员有问责的权利和途径。这既非老路，也非邪路，却需要改革的勇气和决心，需要一份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已获得相当自由的公民与社会，期待纵深改革；国门已开，坐享全球化红利的国人，希望世界更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是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的宣示。执政党的政策和改革宣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与时间表，需要以具体法律形式落定。而这，本身就是在实践宪法，依宪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