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我国面临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局面

2013年1月19日，由和讯网发起、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等机构联合主办的财经中国2012年会在北京JW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题为“新改革 新起点”。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国家统揽资源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农民被严密控制，城市社会缺少活力。也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局面。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周瑞金：很高兴来参加和讯财经年会。

大家对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迫切期待，就是凝聚改革共识，攻坚克难，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发出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李克强同志去年11月21日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他的重要讲话传达出深化改革的新信息。在谈到改革方向、改革方法上，具有非常深入到位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强调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抓得很准。

从我国改革行进的总体路线图来看，我们花了25年时间，初步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2004年开始转入了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约要20年左右时间，然后才进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贯穿在三个阶段)。因此，习李时代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也就是说，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七大民生问题。这就是：一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二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三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就业为民生之本，要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转变千军万马奔公务员的现象，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按照“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来切实解决目前存在的、民众很不满意的分配不公问题，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五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的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六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以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保障人人有房住。特别要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管理，满足困难家庭的基本要求；七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环境监管，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为民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第二，推进城镇化，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壮大中产阶层。要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我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使年收入在8万-2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提高到占总人口比例的50%-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

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政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李克强同志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下面，我从社会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的角度，侧重谈一谈政府的现代化转型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是“皇权不下乡”，政府设置只到县一级。广大乡村是靠乡绅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58年以后，我国的国家政权延伸到乡、镇、行政村，以及城市街道和单位。这就造成政府对社会的全覆盖，进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系统，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全归政府管着，是一种全能主义的社会管理。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统揽资源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它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农民被严密控制，城市社会缺少活力。也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产生资源分散、利益多元、需求多样的社会，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社会主体，要求我们的政府承担再分配职能，履行现代公共政府的责任。指令性计划和政府的过度干预已经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强权政治和对社会一味实行行政控制的办法，已经无法治理好我们今天复杂多元的社会。这样，中央就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

这里要防止进入两个误区，一是把社会治理创新等同于社会危机管理和社会问题管理；二是把社会治理创新当作政治控制和维稳，不承认社会治理中的市场逻辑和社会自治逻辑。所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的真正涵义，应当是在深化改革的精神统领下，创建以现代法治为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政府要转变职能，还权力以规范，实现现代化政府的转型。还社会一个自治管理的公秩序，让社会公众按照自己日常规范进行自我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降低国家运行成本和管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