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正是各地两会召开之际，代表委员们的发言、表现势必都将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月18日，在政协第十二届广州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向会议递交提案，呼吁广州要在全国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随后，他还以身作则，在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率先公开了自己的家庭财产情况。

在官员财产公开问题讨论陷入纠结状态之时，范松青此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穿透了横亘在官员群体和社会大众之间的那堵隔墙，使得舆论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突破了民间自说自话、官方暧昧不清的尴尬。当然，身为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范松青在提交议案和发出呼吁时，并非代表官方的声音，而仅仅是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所回应的这属于一种“个人自由”的情形。但即便从个人观点表达的角度看，一个现职官员能够公开力挺官员财产公开，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和期待的。

范松青的言论不难预见地获得了舆论的褒奖，有评论当即指出：期盼更多的官员能跟进公开自己的财产。出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后，如果能够有第二人、第三人，乃至数十人、百千人，这当然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假使拥有公开观念和公开底气的官员越来越多，汇聚成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的声音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况且，这种体制内的呼声在性质上不同于外在舆论，所能引起的效应将很可能超出预期。

不过，看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马上想到会有千百个人吃螃蟹，这本身也显得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担忧的恐怕是率先公开自身财产的官员可能非但无法成势，反而容易被人排挤。换言之，体制外的支持太过空洞，而体制内的排挤却是真格的。如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引出体制内的支持力量无疑是为当务之急。

日前，据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透露，2013-2017年五年的反腐工作规划很可能将在上半年的中纪委会议上推出，其中，针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新一轮部署成为公众最大的期待。按照中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的说法，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问题上，2008-2012年的五年规划主要是“建立”，下个五年规划主要是“健全”，重点放在健全体制机制制度上，核心是把权力管好。而在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中，包括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都在积极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去年，广东省更已选定4个点进行干部财产申报试点，其中尤以南沙新区最为受人瞩目。

不过，官方话语中的“官员财产申报”和民间话语中的“官员财产公开”依旧有着天壤之别。前者仅仅是向上申报，后者则是向下公开。如果把握有知情权作为一种权力来看，那么申报并不涉及民众，只有公开才算是让民众掌握权力。

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社会的进步从来离不开个人的作用，更不能忽略制度的效应。在推进反腐大业，推动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上，个人与制度的作用必然是彼此互动、相互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中央即着手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此后，尽管不乏频繁试点，但结局往往都是半途而废。30年后的今天，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的声音已经愈发强烈，诸如范松青这样的现职官员更是公开指出“官员财产公开已经不能再等了”，但制度层面的推动依旧步履维艰，官员内部的阻力甚至更加强大了。

对此，制度显然不应该继续缺席，而应该快马加鞭，勇于回应个人的提议。即便新推的制度尚无法完全获得当事人和舆论的肯定，但这种互动本身就是一种良性记号。因为只要有互动，只要决策者不做鸵鸟，共识就可以逐渐达成，实践路径就能够渐次显露，社会进步就有了真正可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