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道看，委员们的议政责任感和议政水平还有巨大改善空间。当然，广东政协委员孟浩蓄须明志令广州市长感动，许诺3月公开已出台4年之久的“39号文”，说明“政协委员”不只是对各行各业成功者的体制吸纳，有足够参政经验的人同样有能力影响政治运转。革新现有的政协委员推选办法，让这类活动家更多涌现，更能督促地方政治往好的轨道上走。

相比政治协商，人大会议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称，自己针对广州经济的分析“不是重要讲话，是（代表）发言”——这种身份自觉非常必要。无论在党在政，从商治学，代表准确认知自己“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是对人大制度的基本尊重。

有尊重人大之心，更当做令选民尊重之事。参与本地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代表们当自问，我要提什么议案？有没有实地调研？分组讨论时，对一府两院、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发表了什么有价值的批评与建言？有没有要求大会发言？对存在问题的施政，敢不敢投否决票？人大代表非虚名，非挡箭牌，里面包含巨大责任，挑不起这担子，你有请辞的权利乃至义务。

有代表或说，财政预算报告粗疏得看不懂，有的报告让人昏昏欲睡，有些政府官员强势得让人不敢质疑……自己即使有政治责任心，能有什么作为？

不应忘记，在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代表就“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质询冶金部，共提了60条意见！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质询案。

不应忘记，在1989年5月，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部分人大代表曾就廉政建设与公司清理整顿问题质询副省长杨汇泉。3小时专题质询后的第二天，177名代表向大会主席团正式提出罢免议案。该议案通过，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罢免案。时任湖南省人大副秘书长傅学俭说：“罢免一位副省长比选举一位副省长意义更大”。为此，《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万岁”的社论表示支持。

在现有条件下，没有点舍我其谁的气概，处处都想着自己的利益，肯定当不好人大代表。当然，人大代表不是圣人，关键在制度创新上给代表们更便利和宽松的条件，让有力者更生猛，让有心者更有力。

一些创新，其实只需要将以往好的做法略加发展，进行明确化和制度化。比如，在1986年人大常委会审议破产法草案，央视就播出人大会场的辩论实况。2007年，浙江乐清市人大曾创造“广场政治”模式，人大代表对政府施政独立调查，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一年三审，大量公民代表坐在听众席，并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这种政治运作过程的公开，对全国观众是最好的民主政治训练，对人大代表和官员，是一种真实的压力机制。

这些例子表明，代表们的询问权和质询权、选举权、罢免权、建议权和批评权等法定权利，并非不可实现。代表要依循成例，把这些权利不断行使出来，使之成为强有力的“自生自发”政治秩序。

权力来自哪里就对哪里负责，最重要的压力机制，当然是人大代表的选举和罢免。本周刚刚曝光的湖南邵阳贿选丑闻，正说明人大代表选举存在严重漏洞。靠钱、靠关系、靠领导指定而当选的人大代表，决难改善政治参与，只会恶化政治生态。手中的选票能决定人大代表去留，大多数代表才会为选民参政议政，才会使中国的政治，找到一条有力的演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