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永远的红利——访著名经济学家李义平

2013年的两会召开在即，如何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将是今年两会的主导思想。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重启改革的普遍共识下，人们对今年的两会报以极大的关注热情。

人们清楚地记得，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宪法20年之际，本报记者就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李义平。

再次到了改革关键时刻

记者：可以说，中共十八大闭幕以来，社会上的改革热情再度高涨。十八大确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对十八大前人们对"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期盼做出的最好回答。你最近一再提到，现在又一次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你怎么看这段改革的发展过程。

李义平：对历史的观察表明，改革通常发生于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甚至比较尖锐的时期。改革需要压力，没有各种矛盾的压力，人们不会认识到既有的体制存在什么问题。只有有了各种矛盾的压力，才会认识到既有的体制存在什么问题，因而不能不改、不得不改。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往往是被逼迫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到来的改革，直接的原因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能搞，社会主义也能搞。从1993年开始，我们确定了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正是有了这20年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才有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才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

第一，现有的拼资源、拼环境，附加值低的速度型模式难以为继，我们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经济发展是比宏观调控、城市化还要重要的重中之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做到由大到强，就难以创新驱动，就难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体制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转变和完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速度型模式与速度、效益、质量相统一的模式各自有着对应的体制。

第二，是防不胜防的腐败丛生。腐败的发生与腐败者手中掌握的资源成正比例关系，与对其监督的力度成反比例的关系。现行体制使得腐败者掌握的资源太多，而监管又很不到位，寻租机会太多。惩治腐败很大程度上不是说教问题，而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才是治腐之本。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中国人》中曾经写道："中国今天需要的并不是对官员进行道德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订购去横滨或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建立什么廉洁的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政治或荣誉，而是简单地法律处治，或者说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荣誉的官员们拖出去枪毙的勇气。唯一能使官员们保持廉洁的办法是威胁说，一旦劣迹被揭露就要处以死刑。"我们需要通过改革，建立起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说中国社会再一次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

市场经济改革的本意

记者：应该说，十八大之后，重启改革议程的共识已基本形成，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但我们进一步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李义平：改革的目标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健康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计划经济又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扩大了的自然经济。由于"路径依赖"，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残留着严重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

由于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只是把它当作发展经济的"措施"，而不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安排，致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系列的先天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严重错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直接冲在拼经济的第一线。本来政府有为人民群众保护好环境，为子孙后代保护好资源的重任。然而政府一旦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就不惜和污染企业站在一起。目前严重的环境问题与对地方政府简单的GDP考核，与政府的功能错位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政府是人民群众公共环境的受托人，是子孙后代利益的受托人。严重的环境污染是政府的失职。

其二，地方政府不惜举债搞亮点工程，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像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一样的约束软化，只能享受扩张的成果，没有资格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放任地方政府的各种"宏伟计划"刺激经济可能会是一种可怕的隐形炸弹。

其三，依然故我的审批。计划经济下的审批是其体制要件，市场经济下是要投资者自己作出选择。亚当·斯密曾经说，千万不要把投资的权力交给大言不惭的国会议员。后来的哈耶克则证明是因为官员缺少市场信息和知识。这也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客观地讲，在有些领域的审批是合理的，例如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领域依然需要严格的论证、审批，而且谁审批谁负责，负责到底，但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的职能应当是服务而不是审批。投资者自己会根据投入和产出的规律，审时度势地做出选择。

其四，现行体制的最大弊端是不能平等进入，还有体制内体制外之分，市场经济各种经济成分应当平等竞争，有为就有位。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只有平等进入才能形成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就是各得其所，是产业结构的平衡，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保证。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打破这种平衡，有所创新，在新的层次上形成新的平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否形成平均利润，是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标志，是创新的制度前提，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制度前提。市场经济的繁荣是来自竞争的繁荣，没有平等进入就没有公平竞争。

第五，现行体制使得上层建筑越来越庞大，人们对"官本位"、对公务员趋之若鹜，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市场经济是横向联系，是人们在广阔的领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当官"并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和首要选择。一个社会能否有效，能否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把聪明人引导到发展经济的轨道上。对"当官"趋之若鹜，不仅上层建筑压得经济基础喘不过气来，并因此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问题的要害还在于有人把"当官"当作投资，当了"官"还得赚回来，这就必然会产生腐败。

记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年的实践使得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把计划经济最核心的部分改头换面保持到现在，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美好愿望，是否同样产生了美好的结果？

李义平：这个结果显然是令人怀疑的。这样的结合保持了特权，形成了垄断，产生了腐败，扭曲了各自的功能，形成了一些学者所讲的权贵资本主义。由于我们本来是计划经济，在改革的起始阶段，我们用一些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当的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已经明显地超越了这个阶段，再继续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就会把市场经济搞成四不像。严复曾经说过，牛体不能马用，马体不能牛用。我们必须有市场经济的健全的制度载体，才能发挥市场经济的应有功能。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基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人们根本不用担心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性。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叫做改革，只有旨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举措才可以叫做改革。

记者：是的，大家都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那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李义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刚才我们分析的政府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审批、不能平等地对待各个市场主体等等，要害在于不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是集权社会，又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国家，搞市场经济的要害之要害、关键之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证明了市场经济是至今最有效率的体制。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就在于政府和市场都在自己最有效率的领域发挥了作用，政府在公共服务制度供给领域发挥作用。市场和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发挥中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经典的经济学的认识的，也有丰厚的历史事实的证明。这种经典的经济学认识，首先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论述。此后的经济学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共识，甚至连凯恩斯也没有超越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领导了原西德战后经济恢复的艾哈德总理，在其《来自竞争的繁荣》中指出：设想一个足球比赛，如果一个人既是球员，又是裁判员，那肯定是混乱的局面。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有利于解释者利益的解释的。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要把市场还给市场主体，还给企业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不能热衷于宏观调控，要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市场经济会遵循如同魁奈所讲的"自然秩序"进行自我调整。任何随心所欲的调控都会使经济大起大落。良好的经济运行是最少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经济不能绑得太紧。需知，影响一国经济发展大势的因素，一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起着重大作用，二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环境起着重大作用，三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这些都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记得萨缪尔森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只有在事后很长时间之后，历史才会告诉我们--甚至在那时也不会--某一次扩大政府的权力是好的，还是坏的行动。在政治上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迈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的动机铺成的。"

认清深化改革的阻力

记者：改革似乎这几年动静不大，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

李义平：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来自于老的、以及新近形成的利益集团。最初的改革是经济学上所讲的帕累托改进，即增加一个人的利益，不仅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还会使整个群体的利益增加，例如当年的农村改革。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随着30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例如新形成的垄断者，不愿意放弃权力的老体制的遗传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在讲到当年德国的落后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活人使我们受苦是指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着改革。死人使我们受苦，是旧的意识形态束缚着我们的思维。

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来自于既有的认识，即只从技术层面认识市场经济，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集合，好像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任意地任人打扮一样。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市场经济符合人类本性，能够充分地利用和创造信息，能够最佳地配置资源。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件在于明确的产权，严格受到限制的政府行为，透明而行之有效的法律秩序。人们通常所讲的市场经济的"缺陷"，其实并非市场经济的缺陷，只是市场发挥功能的过程。"去掉"这些缺陷，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功能。

可以肯定的是，是健全的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激情，使得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像一个创新的机器。要想有实实在在的创新而不是使创新停留在号召的层面，就必须在体制机制上下工夫。

记者：在你看来，那么，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的机器呢？

李义平：首先是激烈的竞争和短暂的超额利润使得企业不得不创新，不创新就难以生存。率先创新者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这种超额利润会随着加入者的涌进被迅速平均化，于是又有了下一轮的创新。这个过程表现为不断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找到创新的均衡点，又打破这个均衡点，走向更新的均衡点，恰如一场军备竞赛。其次是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特有的强制性的淘汰。重组、创新是走出危机的契机，再一次占领市场时必须是新的、先进的。再次是平等进入保证了平等竞争。最后是市场经济不拘一格地推动企业家具有创新的社会氛围。"两弹一星"是伟大的创新，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是不同于"两弹一星"的创新。人们通常认为创新在于人才，然而瓦特并没有上过大学，法拉第没有上过大学，比尔·盖茨、乔布斯大学没有上完。重要的是机制。市场经济体制能激励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这比"家电下乡"式的补贴吸引人才要好得多。

记者：应当说今天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

李义平：是的。中国历史上是自然经济，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现在要搞市场经济绝对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宏伟的生产力，他们认为，要有这样的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他们写道："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他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改革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中国最初改革的成功就是从犯规到修改规则，就是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之规，修改成市场经济的规则。经济学上讲诱致性变革和强制性变革。诱致性变革是群众自发的变革，强制性变革是由上边推动的变革。我们应当使两种变革模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