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焱：“壮士怎么才能断腕？把刀交给别人！”

从十八大到2013年两会，改革重新回到热议的话题中心，整个社会现在都在期待政府的行动。

2013年3月31日，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第二届岭南论坛在广州召开。为期一天的论坛上，改革、中国梦、增长质量成为最热门的关键词。

GDP与中国梦

“GDP是重要的，没有GDP就没有财富。但是我们获得GDP的代价有多大，GDP分配得公平不公平，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GDP不重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不考虑获得GDP的代价，那么实际上是不为子孙考虑。”

“我主要讲三个观点：一是实现‘中国梦’，不发展经济不行；二是发展经济，不可持续不行；三是环境保护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强大动力。”说话的是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声音洪亮，铿锵有力。

他的演讲基本上由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组成，但现场观众似乎并不满意，会场两边的“微博墙”上，有人抱怨道：“万总，能不能说点实在的，到底怎么保护环境啊？”

环保，美丽中国，中国梦，这几个词被嘉宾们一再提起，组合使用。轮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言时，他将枪口指向了“万恶的GDP”：“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大家都比较看重GDP，我觉得中国梦不是GDP的梦。”

与他同在台上的，共有7位嘉宾，其中一位是官员——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提问环节，观众给他出了个难题：“你是体制中人，能不能点评下郑教授的发言？”

问题还没说完，现场便掌声雷动。

“不要说唐杰副市长，要说唐杰教授，我就回答。”唐杰笑道。顿了几秒，他举起话筒，“GDP是重要的，没有GDP就没有财富。但是我们获得GDP的代价有多大，GDP分配得公平不公平，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GDP不重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不考虑GDP获得的代价，那么实际上是不为子孙考虑”。

“我是广东省算GDP的，”在另一场对话中，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满脸堆笑，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我知道大家对GDP有一些看法，但是借国家统计局马局长的话，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是没有GDP一定不幸福。”

有趣的是，他的发言主要谈及江苏的GDP为何超过广东。江苏的平均税率比较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跟地税局搞过调查，他们不承认收税比较多，但是跟江苏的平均税率相比，我们是高的。”

他分析的另外两个原因则是：第一产业布局得早，石化工业结构不一样；固定资产投资广东滞后，2005年低了2%，近几年低了4.7%，“现在的投资跟江苏的差距是多少？他们是3.2万亿元，我们是1.9万亿元”。

关于GDP的对话实际上延续了整整一天，一些人在争论GDP与幸福感，另一些对话则围绕着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唐杰讲述了深圳的挑战。

30年前，深圳的经济总量是香港的1/30，2012年结束后，深圳的经济总量按美元结算是香港的97.6%。这30年里，深圳的平均增长速度是28%。

到现在，深圳的经济总量超过了2000亿美元，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已经进入了标准的高收入。

“我们要把高速增长逐渐下降，下降到一个什么地方合适？深圳未来的模式应该是怎么走？”唐杰说这是进入高收入时代后，深圳面临的重要问题。2013年深圳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他进政府以来起草的第10个政府工作报告，但耗时最久，改动最多次，“大概改了45次”。这个报告最终的主题是“有质量的增长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不仅是深圳，整个中国都面临着质量与增长之间的挑战。

“质量、增长，这两个词，可以有四种组合方式，有质量的增长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还有一种是有质量没有增长；还有就是有增长没有质量；”这场对话的主持人，财新传媒主编王烁说，“最差的就是既没有增长，也没有质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就是法律法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贯穿这一天的另一个话题。

“市场上很多的埋怨是‘前世造孽，所以今天干企业’。政府天天讲改革两难，进难退难，改革深水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刘明康如此描述了现在的情状。

他讲了一个船的故事。

在过去十年中，日本的造船业从打得一塌糊涂，到重塑了自己的现代造船业，而且影响着全球造船标准。

日本原来有六十多家工厂，现在只有几家。历经几次削减产能，产能只剩下原来的30%，但是卖出去的船反而价格更高。在此期间，日本国内的产业体系进行重组，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做环保型的船舶；二是从造船到钻井和海洋石油开发向附加值更高的地方延伸。

“日本巧妙地运用了政府有限的支持，和行业协会的重大力量的影响，居然今天可以操控全球各类船的标准。”刘明康感慨说。而在中国，造船在十年里增长了2000%。全世界现在过剩的产能达到七八千万吨，都在这里。

“政府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就是法律法规。”刘明康特别强调，这些标准与规定等都要与时俱进，“不能生活在昨天，要适应今天发展的情况”。

在他看来，政府必须在变化的世界中，建立和培育有力的伙伴关系。而如何才能培育起强大的产业与企业？他举了税收的例子：韩国名义税收是27.5%，但因为投资可以抵扣，LG每年只交19.2%，三星是15.7%。台湾跟我们一样的税率是25%，但是华硕只交了12%，台积电只交了13%，奇美也没有超过10%的税。新加坡名义上只有18%，但是新加坡通讯公司只交11.5%。“我们交税十几种，交费五十多种。”

如何处理眼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则成为讨论的焦点所在。因为无论是造船，还是钢铁、玻璃、电力……在许多产业中，这都是个严峻的问题，并且造成了价格战、环境污染等没有底线的竞争。

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的“药方”是环境评价政策：“通过环境评价的政策进行限制，必要的话还要采取区域限制的手段。”

“化解矛盾的当务之急是严格市场的准入。”工信部部长苗圩说。但他强调，从长远来看，要尽快改变依靠行政审批的管理方式，转向更多的依靠落实和强化规范政策标准等措施，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进入产能过剩的阶段。“我们应该增强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减少政府干预。”

不过，中欧商学院许小年教授却开炮说，“当时我要是在的话，就会说，苗部长，先用行政干预手段制造过剩的产能，制造一个乱摊子，然后就用市场机制解决过剩的产能？”

“政府干预必须非常谨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则说。

在他看来，许多长时间支持高增长的领域和产业，如住房、基础设施、钢铁、建材等产品，已经或在近几年都会达到历史需求峰值，产业调整将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他的建议是要有进有退——“进”应主要靠企业和市场的选择，政府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退”上，创建和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顶层设计VS摸石头

“现在的问题是顶层通过怎样的设计，减少对顶层改革的阻碍。”

关于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提及，吴敬琏等中国经济界著名人士曾经透露，全套改革方案将在2013年秋天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成型。不过，她目前还没听到有关顶层设计的进展。

她注意到的一个积极动向是，国办最近发的22号文，亦即《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里面有不少改革的具体布置，有步骤，有分工，也有时间表，称得上是“相当积极的举措”。但是，这个举措激起的反响却并不大，她认为那说明大家都在等待一场重大的真正的改革。

在她看来，改革的策略安排，需要摸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结合，而且在中央政府层面，需要长短打的配合。也就是说，对重大改革需要总体设计规划，形成“最小一揽子方案”；一些已经确定方向、建立共识的基本改革，需要鼓励基层创新；而对那些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取向的政策措施，可从现在着手“清零”。

不过，现场的经济学家们却并不是全都赞同。

“顶层设计，我本人就从来不相信。”许小年就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直言不讳地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来就没有顶层设计。“农业改革是顶层设计吗？不是的，是小岗村干出来的；城镇改革开放是顶层设计吗？不是的，是想赚钱和想发财的民营企业家启动的。”

许回忆说，他也曾做所谓的顶层设计工作。1981年，研究生刚毕业的他来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对国家重大的项目进行论证。在这里，许参与了三峡工程、山西煤炭能源基地建设的论证等。那时候，这个中心还有一个项目组，任务是预测“2000年的中国”，为中央决策做参考。

这群青年意气风发，对未来做了很多设想。然而，2001年，当他们再聚首，回头看当年的预测时，发现基本上是“十万八千里的离谱”。“唯一一个做得比较准的，就是中国的人口”，许小年调侃道。

会场上笑声一片。

“预测是无法测准的，人类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加上人的认知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聪明的大脑或者是聪明的人，都不可能对未来进行准确的预测，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许正色道。在他看来，邓小平没有做顶层设计，而是将民间智慧集中起来，正是其伟大之处。他说，“小平同志讲的都允许试，不要设置障碍，这就是顶层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持类似观点。他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在呼吁顶层设计，但现在感觉越来越渺茫。谁是顶层？顶层是否有权力？

在他看来，中国进行的改革就是体制改革，而每一个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很多改革一到上层，就遭遇官僚利益集团抵制。

郑永年说，“没有顶层设计，改革就无法进行。现在的问题是顶层通过怎样的设计，减少对顶层改革的阻碍。”

“将刀交给别人”

“这个刀就是13亿中国人。把关权力的笼子交给13亿人，不仅仅使得改革有公信力，而且是改革成功的唯一希望。”

有观众提问，政府说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动力何在，路径何在？许小年很干脆地回答：壮士断腕是不可能的，“不信，自己做一个试验，右手拿刀砍自己”，他在台上比划着，“不要说断腕，砍一个指头都不行”。

“王安石失败了，张居正失败了，光绪皇帝失败了，他们断腕的决心大不大？”会场突然一片安静。“邓小平的成功在于什么地方？在于他突破了现有的格局，依靠民众来推进改革，依靠小岗村的农民，依靠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推动中国的改革。”

“怎么才可以断腕，必须将刀交给别人！”许小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这个刀就是13亿中国人。把关权力的笼子交给13亿人，不仅仅使得改革有公信力，而且是改革成功的唯一希望。”

在许小年看来，这个“刀”是泛指社会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比如说要让大家知道政府在做什么，也要让市场经济得到司法体系的有力支撑。

而在郑永年看来，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创新比改革来得更加重要。

他举例说，在国有银行体制改革中，如果让大型的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失败的机会多于成功的机会，因为没有动机。但如果允许民间的金融机构产生，它们自然会给中小企业贷款。

“改革是很难的，”他认为创新才是最大的红利，“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这样做是很容易的。这将对既得利益构成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