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昉：中国民企寄望新届政府
虽然习主席周日早晨的讲话被定为“开幕大会”，实则从周五晚间开始，论坛已经进行了一天多的日程，而在这一天多的各项讨论中，中国民营企业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民企的生存环境、机遇与困扰，以及它们与政府间的角力，成了最突出、也最出彩的讨论主题。
民企议题本身并不新鲜。民企融资难、赋税重、受“玻璃门”困囿、创造了最多就业却最被政策歧视等等，已是老生常谈，民营企业家们在振臂高呼多年之后，最近一两年也已露出“讲了白搭”的疲惫。不过，在这届博鳌，气氛似乎有了一丝变化。
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整体力量已无可辩驳：2012年，民营企业占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量的62%，占中国上市企业总量的一半，贡献了中国GDP的60%。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摊子越来越大，政府的钱袋显得日渐单薄，对企业资金日显依赖，企业的底气于是越来越足。
不过，最迫近的一个“利好”，还是人们对“新政”的期待。博鳌的许多参会者，都寄望于新一届政府能为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或许是受到“新政”鼓励讲真话的感染，参会企业家和学者对政府和国企的谏言尤显不留情面。
民企的“强”与“弱”
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已达1080万户，为中国城镇提供近八成就业岗位，其中的佼佼者也开始步入世界前列。2012年，平安保险、江苏沙钢、华为、山东魏桥和浙江吉利等五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比2011年多了两家，且整体排名前进不少。
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也日渐显著。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博鳌论坛上说，未来五到十年，随着政府将更多公共财政用于民生、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切国家安全的领域，民营资本将成为固定资产投资主力。201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经济的份额已经超过50%，2012年超过61％，未来八年将超过八成。
他说，民营企业未来每年将拿出40万亿至5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今后主要不是为没有投资领域发愁，而是要为自己有无投资发展的实力发愁。”
然而，保育钧也指出，中国有民营企业千万户，注册资本金却只有31万亿元，意味着平均规模极小，每家只有300万到400万。企业在经营方式上也显得粗放、竞争手段低级，“许多企业只会打个价格战，弄得自相残杀，一地鸡毛。”
国与民的博弈
在对民企与政府、国企关系的讨论中，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民企与国企的关系，原本应该是：民企做不了的事情，留给国企做，中国却反了过来。他将中国收入不均和缺乏创新都归咎于政府过于强大，“因为政策老变，企业老要适应政策，就会变得短视，没法注重创新。”
张维迎认为政府对企业投资的审批权应该彻底废除，因为在对市场的判断力上，企业家远远优于政府。“现在很多产业产能过剩，都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但产能过剩，反过来又给政府继续操纵产业提供了口实。”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呼应了最后一点。他说，如果所有人都按照政府规划走，必然出现产业趋同、重复建设、无效竞争，很多政府主导的产业战略事后看都是错的。“前年政府鼓励新能源、光伏产业，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说严格限制光伏产业，两年都是政府说的，你听谁的？”
广东省佛山市委书记李贻伟提供了一个来自政府的视角。他说，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上有考核指标，但在扶植民企上则没有指标，“请大家不要怪我们，并非我们崇洋媚外”。他坦诚，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公务员，很难了解民营企业家面对的压力和风险，所以民企必须做大，政府才能厚爱三分。但他对自己辖内的民企生存环境颇感得意：“佛山民营企业经常是出去了，又回来了，因为觉得在佛山这个地方不需要找太多关系。春节的时候不需要红包，摆酒不需要随礼。”
他说：“对于民企，政府不要摇树，更不要上树，让企业自己开花，政府闻闻香就可以。”
在回答一位听众关于“政府到底掐得多紧，民营企业到底有多难受”的问题时，李书记竟然当场道歉：“政府像我一样，做得满头白发，也都满努力的。我到国外问，他们说企业的事不管我们的事。所以我们政府实际上内心想做好，有时候没有做好，对不起。”听众席上响起掌声。
作为业界的代表，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不怪政府官员，只怪体制。他说，是时候取消企业身上的各种“成份”了。“不管民营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好，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统一纳税，一律市场化。”他说，就和改革开放之后，取消家庭成份、个人出身，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进步一样，取消企业成份，才能让企业充分释放活力。
但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多年的保育钧，则更具历史视角。“‘十二大’之前，民营企业在中国还不合法呢！所以民营企业还是要自己争取权益，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靠自己。”
企业家的使命
至于如何“靠自己”争取权益改变境况，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表现出的意愿，却似乎没有外界所期望的那么迫切。他们似乎更倾向于等待自上而下的放权。
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在谈到政企关系时，用了“江湖与庙堂”的比喻，他说，二者间经常博弈，没有绝对的错与对。“很多事情在中国得慢慢来，走一步再说一步，”他说。“政府对企业，有点小的不平等，这么多年来我也习惯了，就看做是磨练心智，接受挑战吧”。
他对新政府的改革魄力寄予厚望：“本届政府气魄和胆识给人振奋。头几年大吃大喝问题、形式主义问题，很短时间内初见成效，看来只要在中国体制当中下大决心就可以一点一点做。”
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对于国企，则采取“坐视消亡”的态度，认为不必担心它们享有的特权，因为它们根本办不好。“未来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抢了民营企业的生意，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就办不好，世界上很少有国有企业办好的。给它优势越多，它越缺乏竞争力。”
面对企业家们的“谦让”，张维迎有些坐不住。他直呼企业家更主动地推动中国变革。“我特别担心一些企业嘴上谈改革，实际上却想变成既得利益者，”他说。“企业家不要满足于只努力做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政协委员，然后创造机会见领导，找机会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变态企业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以美国独立革命为例，呼吁“少数人”的警醒。他说，独立革命开始时，北美领导人并未进行全民公决，他们是少数派，但坚信独立是正确的决定，成功推翻了英国人的统治。
他说：“如果中国一直消极等待，直到所有人——包括怀有同样想法的更多的私营企业出现——再来变革的话，是令人担心的。我觉得中国人应有权利在更广泛层面去参与，在他们的职业、事业当中应该有更大独立性，他们应该有这种想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