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不触及 改革不可能真正有所推进

昨日，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改革创新·中国梦系列在深圳图书馆5楼报告厅进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教授，为深圳市民献上一场名为“公共治理变革与创新：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的演讲。演讲结束后，记者对汪教授进行了专访。

改革处于两难选择处境

晶报：早在2009年，您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谈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济改革”，认为二者必须并驾齐驱。这一基本观点好像在知识精英那里可以形成共识，而改革的内涵却难以在不同利益主体那里取得一致的理解。具体的改革行为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又面临阻力，步履缓慢，以致有人认为“改革”一词的感召力已经发挥殆尽。您是如何看？

汪玉凯：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进入了攻坚阶段。不管怎么说，中国目前的改革正处于一种两难选择的处境中。如果不改革，让经济、社会上的问题集聚起来，情况就很危险，甚至有可能发生大的动乱。如果下决心改革的话，就要触及既得利益，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讲，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

政治改革被搁置了这么多年，有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已经开始固化，尤其是一些强势利益集团，我把它们概括为三大既得利益集团：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不敢动它们的“奶酪”，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有所推进。政治改革进入了一个高风险阶段。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小打小闹解决不了问题

晶报：在现实中，具体的改革举措一到谋划阶段就喊得震天响，一到实施阶段就变得疲软乏力，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早在1994年，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就被正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项目，但至今仍未出台。我们该如何应对改革阻力？

汪玉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当时这项方案被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项目，后来却被“拿掉了”，没搞成。现在我们只有申报环节，却没有公开环节，我觉得没有公开，申报的意义就不大。现在官员的贪腐很多都是由网络揪出的，这说明制度已经严重滞后于贪腐的形势。决策层应该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高层的很多举动都在释放信号，表明他们认识到财产公示的必要性，我觉得从最高层做起比过去发一百个文件都管用。面对改革的阻力，小打小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大打大闹就可能伤筋动骨，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强调改革的策略和技巧，就是既要敢于出手，又不至于让局势失控。

中国社会面临四大风险

晶报：从中央到地方，长期形成了一种靠投资拉动GDP从而评价政绩的思维，一些力量还试图用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政改的必要性、紧迫性，您如何看待这种思维？

汪玉凯：我的另一个判断是，改革的内在逻辑要调整，因为这个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如果我们过去能够以经济改革带动其它领域的改革，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我提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管理变革”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才应该是目前改革的主题。以GDP掩盖政改的必要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社会就将面对“四大风险”，这四大风险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泡沫有可能破裂（这会让中国经济“硬着陆”）、无法兑现对老百姓的民生承诺、公权滥用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机构改革效果尚待观察

晶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进行了6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今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组成部门变为25个。而很多人却对这次改革很失望，认为是“新瓶装旧酒”，比如铁道部被撤销后，却又多出一个副部级单位。作为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专家，您如何看？

汪玉凯：铁道部的改革是在推行政企分开的理念，是要改变原来铁道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应该说，这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改变定为“新瓶装旧酒”，人们担心铁路行业的积弊会延续下去，这是能够理解的。至于这次机构改革能不能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我们还需要观察。

晶报：您一直关注深圳的改革动向，认为深圳不仅成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旗帜，同时也是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而在现实中，人们对深圳一些部门的改革却不乏争议，有人反映在改革后，“部门少了几个，人员却没有精简，甚至出现了一个正职、十几个副职的情况”，您如何看？

汪玉凯：经济愈发达，社会分工愈细，吃财政饭的人也会多起来，只是超过一定的比例，就难言正常了。很多部门搞改革，放下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非主要权力，留下的都是主要权力。所以我说，改革要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要形成一种顶层的压力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