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春军：把权力关进“笼子”需“多方并举”

“八项规定”是新一届党中央的庄严承诺，也是普罗大众对扭转党风政风的呼唤。落实好“八项规定”，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更是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在实践中，经常是“上有政策，下游对策”。对于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的不良作风，老百姓经常批评说：“再好的经，都让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

前不久，新华社一则报道说“凡事都有变通的方式。据银行内部人士介绍，现在通行的做法是，喝茅台把商标先撕下来，更为隐秘的办法则是，把茅台酒倒进矿泉水瓶。”。

积习难改，作风不变。凡事讲变通，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影响到国民性，就是不认死理，不会在一个问题上固执地打转转。在实践中，无论是政策的执行，还是办法的采纳，往往采取实用理性的原则。

这种观点和做派，自有其良善的一面，那就是遇事不走极端，不固执己见，一旦发现问题，立马纠正，改革开放30多年，大陆经济实现了腾飞，举世瞩目，这与以变通方法绕过理论上的争执，极有关系。

任何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比如，为了治理胡乱吃喝风，历届中央都是三令五申，但疾风暴雨过后，一切又回归到常态，这就是变通思维的另一面。

“八项规定”是否能落到实处？我以为，只要措施得力，上下齐心，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转变作风是可行的。这需要执政党有坚定的执行意志，但更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

首先，转变作风，在于财务公开基础上的政务公开。

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政务必须公开。财政支出公开是政务公开的基础。顺应中央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实施年度预决算的公开；但也有一些基层政府，财务公开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即使实施了财务公开的基层政府，也存在很多不足：一方面公开的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公开的数据也是笼而统之，成百万、千万“其他”项，就往往让人一头雾水。

在财务公开的基础上，就是实现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的公开，这样就能更好地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现在看来，政府部门虽然多次“精兵简政”，但公务员队伍却越来越庞大，这固然与事务增多有关，但人浮于事也不少见。

以制度建设作为政务公开保障，让政府敢于把自身工作情况定期到网上“晒一晒”，这既是展示工作成就的好举措，也是接受外部监督的好办法。

其次，转变作风，在于有效发挥党内外的各种监督。

执政党抓好自身监督很重要。但就目前体制而言，同级纪委部门监督同级政府，有很大难度。财权、人事权不独立的纪检部门，必然受制于一把手甚至相关部门。如何发挥纪检部门的监督权力？在我看来，可以把纪检部门改为上级党委直接领导，这样就可以有“钦差大臣”的监察权力，对腐败现象形成强有力的内部牵制。

发挥媒体监督更重要。长时间以来，基层部门放大了媒体的宣传和导向作用，而降低了批判监督的力度。如果只宣传成绩，而无视不足，就发挥不了媒体的监督作用；面对新形势，党报党刊应该加强监督功能，这不但是党报党刊走向市场化、赢得读者的必由之路，也是执政党自洁的内在力量。

在党报党刊之外，更要重视“新媒体”的监督力度。随着网络反腐力度的加大，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微博、博客、论坛的舆情。但一些基层部门收集舆情，更多是为了“灭火”，而不是将其视作有力的外在监督。更有一些地方，发生了跨省跨市抓捕监督者的丑闻。

随着民众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执政党就应该有更开阔的心态，来制定媒体的管理制度，以便做到“有法可循”。

其三，转变作风，在于提高公务员的收入并缩小地域差距。

高薪养廉是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措施。现在，国内公务员招考火爆，但大学生目光所聚，还是在一二线大城市，事实上，也只有这些大中城市，能保证公务员有不错的收入。

反观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务员的收入就很一般。以粤北某县公务员为例，一工龄20年的实职正科，其月薪是2300元左右，本地房价是5000元/平方米，这个收入，只能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制度，提升公务员的收入，让他们体面地生活，有尊严地做事情，不但可以避免一些公务员“剑走偏锋”，也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在管理制度建设上，可以考虑在公务员队伍的考核中引入绩效工资制度，让公务员收入与工作量挂钩，与付出的辛勤汗水挂钩。在这个考核基础上，就可以引入公务员辞退制度。

其四，转变作风，更在于将公务员评价体系建立在群众的满意度上。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府干得好不好，群众对干部满意不满意，就应该由群众说了算。

对于基层政府的工作作风，就应该交由本地群众评议；对于公务员的工作业绩，在上级评定基础上，再加上本地民众的意见，这样就从制度上保障了官员在工作中，注意群众的感受，关心群众的利益。

一些公务员“上班时间喝酒，工作间隙斗地主”，这不但反应了一些部门人浮于事，无事可干；也反应了工作作风的上行下效，互相庇护，形成了庸俗的实用主义理念，只有对错，没有是非。

以制度建设确保群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就是要将权力放在阳光下，关在笼子里。

其五、转变作风，就要做好顶层设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民素质太低，所以要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一些干部经常抱怨说：明明是好心，怎么不能获得好报？在他们的心目中，群众永远是需要启蒙的对象。

1945年，在延安，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中共建政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认识到民主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中共在延安时期，关心民瘼，实行民主，老百姓欢呼雀跃，争相支持。国民党失天下，共产党得天下，某种意义上讲，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

可惜在建国后，执政党走了一段弯路，民主没有真正落地，之后更导致了反右，继之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惨痛的历史告诉人们：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先在党内实行民主，继而在党外推开，这样才能体现制度的优越性。

作风的转变，固然需要执政党接受多方面的监督；但监督的前提，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没有制度作为保障，不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转作风就会流于空谈。

本文刊发在2013年5月《领导之友》杂志 作者 顾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