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在8月10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上透露，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是要政策还是要改革？杨雄市长的答复是：“我们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总理肯定了上海在改革态度上的积极和主动，并强调一定要把改革放在第一位，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5年，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来，上海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重生发展，经济体制、城市功能、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曾经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地位正在迅速恢复。

但与此同时，上海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传统要素资源大投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老的经济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路途绝不平坦。如何突破瓶颈、实现宏伟的发展愿景，已成为摆在上海面前的一道亟待解答的难题。

上海的回答是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这从近期上海方面释放出来的种种信息可以确定。比如，市委书记韩正多次强调，上海要以改革创新推动转型发展，在这方面上海没有退路，要大胆探索，敢闯敢试，通过扩大开放、创新开放的形式来促进改革，形成深化改革的倒逼机制。市长杨雄在上海市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改革创新时不我待，历史机遇稍纵即逝，迫切要求体制机制广泛而深入的创新。而最近国务院原则同意的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就是上海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一个重要探索。

从已释放出的信息来看，上海各界对要不要深化改革开放是有共识的。但更关键的问题还是改革什么、开放什么和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换句话说，就是改革开放的导向究竟应该是什么。

目标决定导向。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只要是“四个中心”需要而上海还不具备的制度条件，都是上海必须大力创新建立的；只要是阻碍“四个中心”目标实现的条条框框，都是上海必须坚决改革破除的。根据这条原则，可以认定以下几条应是上海进一步推进改革的主要导向：

首先是市场化导向。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建设“四个中心”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前提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目前在上海，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职能、范围、作用虽已大大减弱，但一些关键要素资源的配置仍由政府控制。接下来，就要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着力构建间接调控为主、直接管理为辅的现代经济调节体系。

其次是法治化导向。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化程度不够高，一些重点领域的运行规则、管理方法与国际通行模式不衔接、不一致，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最大软肋。接下来，上海必须大力完善法律制度规范，更加严格公正透明执法，着力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

再次是民主化导向。环顾全球，所有的世界级大城市，无一不是市民社会发达、政府治理民主、公众自治程度很高。在接下来的改革中，上海也应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构建政社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特别是在确定改革政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公众参与、民主决策，确保改革沿着民意所向推进。

据刚刚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披露，1991年1月12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曾就造成“投资黑箱”的官僚主义问题批示道：“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那时的上海，经济体制僵化，历史包袱沉重，发展举步维艰，队伍士气低落，用朱镕基的话说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暴发”。当年打开局面、推动上海复兴，靠的是开启市场化取向的全面改革。

如今，上海又一次站在了大转型、大调整的重要历史关口。与22年前一样，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海就难有出路，就可能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功亏一篑。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制度全方位创新，上海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上海是如此，全国也一样。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能够依靠的，也唯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