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翼虎：国企改革的目标应是平权的市场环境

2013年8月2日，国资委公布了央企2012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44家中央企业获评2012年度经营业绩考核A级。不过，考评对象中占大头的其余71家央企，即考级为B、C、D与E的企业，却不见踪迹。理论上，连续两年得D的央企，其负责人就得走人。

显而易见，国资委不公布非A类企业的原因之一，在于担心某些央企巨额亏损会影响国企整体声誉，也不利于推进日后的国企改革。比如中国远洋，其2012年年报即承认亏损95亿。但在信息不透明的前提下，公众更有理由猜测，ST远洋所披露的亏损仅仅是冰山一角。诸多央企如何脱困，不仅是央企管理层的日所思、夜所忧，也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可以想见，随着经济周期下滑阶段的持续、投资拉动效应的减弱，国企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内忧外患下加快国企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政府和民间普遍承认，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一直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的顽症。三十多年前肇始的改革开放，一直致力于释放市场力量，削弱行政管制。从1985年肇始的承包制，到1998年的抓大放小，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都起到激发经济活力、催生社会新阶层的巨大作用。

当下中国经济的症结已经主要不是国企与民企的相对关系，而是有特权的国企、与官员关系密切的假民企与普通企业的矛盾。在历史上，国有企业获得了公权力无条件的支持，但是在今天，除了一部分“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这种支持已经普遍衰减。公权力所支持的，除了有特权的国企外，乃是那些与占有公权力的官员个体关系紧密的企业；支持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信贷与政府采购等方面。

公权力私人化的机制形成于政府管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政府管制不可避免，但是实施管制的执行者，往往借此扩大管制的边界和深度，为官员和相关利益群体谋取利益，即设租寻租。

这种由于公权力个体化带来没有边界和底线的政府管制，是当今中国经济乱象的根源。公权力私人化的问题已经不限于何类行业，成为当下社会矛盾的焦点。几乎每一家成功的企业，背后多少都有公权力的影子。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民间经济虽然活跃，但成长的时间还不够长，也不够规范。与诸多存在残酷压榨、朝生夕死的民间企业相比，国企成为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待遇、福利与社会地位的考量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心理诉求。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限制权力而不仅仅是产权的问题。在当下，对国企改革的重点，应在于整个市场环境的改革。将分权让利从局部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以及配套的公共治理和法治上。一个平权的经济环境，没有人会在意国企还是民企，而只会关心它们是否公平竞争，是否利用了公权力进行不当得利。

所谓的市场化的公平，就是商业逻辑。以舆论中通常抱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为例，即使在奉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得到银行的贷款倾斜。西方商业化银行来到中国，在贷款投放时自然会将那些现金流好、主营突出的企业作为首选，而现阶段这些企业往往集中在国有企业；民企还没有成长起来，资信好的民企相对于国企还不多，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例如，2013年财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大陆上榜了89家企业，仅次于美国。但上榜的主体是国有控股企业，民企很少。

但国企得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市场化的公平的核心支撑，是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作为纳税人出资的国企本身，有义务诚实地向公众说明其经营业绩。出于某种考虑的选择性披露，只会让公众对国企有更多的不信任。更重要的是，公众无法判断国企是否参与了公平竞争，在公信力缺失的环境下，他们更愿意将国企的成功归结为背后的政府之手。这种厚黑的体制逻辑不仅让国企，也让民企卷入对权力的接近和争夺。

作为市场经济的管理者，只有在坚持信息的公开透明、行政的程序规范和法治的一般化对待的基础上，强制垄断和权力依附的顽症才有可能会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