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为7.6%。虽然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但仍处于可控范围，实现今年人代会上通过的预期目标可能性较大。

2013年7月15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召开的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至合理范围，基本符合宏观调控总体方向和总体预期。

他认为，经济增速合理回落是调结构、转方式的必要代价；推动经济成功转型主要靠政府主导，更要靠市场的力量；下一步要稳中有为，进一步凝聚共识，推进一些重大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正能量”，促进经济“稳增长”和增强市场内在活力和动力。

7.6%——符合预期

对于上半年经济发展，彭森认为“总体是平稳的，在调结构方面，稳中有进。”

他说，上半年7.6%的经济增速，比前几年的速度有明显的降低，但是从去年二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稳定在7.4—7.9%的区间，维持在目前可控、合理的范围内，基本符合目前宏观调控总体方向和总体预期。

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回落到中速发展的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包括财政收入、外贸等指标，确实已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长期维持在10%、20%的速度，回落到一个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国情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进一步下行的压力：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企业效益下降，内生动力不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金融和债务风险。下半年走势如何？国家统计局认为保持经济增长平稳运行是大概率事件。但也要看到，由于去年四季度曾出台刺激措施，导致基数较高，加上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较大，如经济增速回落到7.5%以下，“这也是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不过，彭森表示，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大量“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措施。比如新一届政府强化职能转变，进一步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许可；出台政策促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出台金融“国十条”，有针对性地加强金融资本市场监管，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调结构、转方式”的代价

在彭森看来，当前我国正处于从经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发展的换挡期，处于发展模式从过去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转向科学发展的转型期，还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在此背景之下，推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目标的实现，确实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必须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失、有所得，“这就涉及我国经济能不能实现无痛转型。我看目前的调结构也好、转方式也好，不付出一些代价，没有一些痛苦，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提高了对经济增速回落的容忍度。尽管中央已明确提出不再以GDP增速来论英雄，但是从地方来讲，还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冲动，对“无痛”转型存在幻想。即幻想在不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能够实现经济平稳转型和结构调整。

对此，彭森认为目前消费没有新的增长点，外贸出口萎缩，如过分强调拉动经济只有靠最有效、最熟悉的投资。“我们到地方去做调研，看到的还是‘大上项目、上大项目’的冲动。有些地方年初经济增长目标都定得比较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大大超出了实际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今年一、二季度，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实际比预计的目标有明显的下降，普遍比年度计划低2-3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考虑的还是扩大投资，有的地方全年投资增长总规模超出了整个地区生产总值。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包括产能过剩、效益低下、内生动力不足，包括债务风险、信贷泡沫，都是与过度依赖投资这种旧的增长方式相联系。”

他说，目前的全社会投资增速已经开始呈现回落态势，但还在高位运行，在20%以上，其中增速高的还是房地产和政府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真正要下决心调结构、转方式，就要明确下决心摒弃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真正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个问题统一认识，长痛不如短痛，经济增速降一点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

经济成功转型要靠政府和市场联手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转方式、调结构”。就此，彭森说，“既然我们要容忍经济下行，要容忍转型中的阵痛或短痛，那么在付出牺牲和代价后，能否成功转型就很重要了。”

问题在于，“调结构、转方式”靠什么？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实现目标？彭森认为不应否定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过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则很危险。回顾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多时候靠的是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一旦出现经济过热或者产能过剩的时候，又靠简单的上收审批权力，却一直忽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2009年四部委下发文件，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实际上产能过剩愈演愈烈，钢铁和水泥的产能都是以亿吨级的规模在增加；2010年还出台过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但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近年还搞了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结果出现了光伏和风电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他还举例，过去从中央到地方，出台过大量干预、补贴竞争性领域中工商企业的政策。“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通过给一些特殊的扶持，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但无一例外的是，这给企业或给市场发出了一个投资扩能的信号。可以说，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表面上是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扩张政策带来的后果，实质上是过度依赖和迷信政府力量的体制性问题的集中暴露。”

因此，在“调结构、转方式”当中，既要政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同时更要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市场的作用。他表示，今年年初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要求，“进”主要体现在结构调整方面，这是有进展的。现在提出还要“稳中有为”，这个“为”靠的是什么？主要应靠的是市场，靠的是改革。“如果不搞改革，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光靠政策和号召，恐怕难以有为”。

凝聚共识，推进改革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了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彭森认为这是一个推进改革的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推进改革的阻力有可能转化为动力。应抓住时机，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出一些重大改革，团结动员全社会关注改革，参与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正能量。”

就当前改革，他认为有两类：“一类是重点在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作用，虽是短期效应，但也是有意义的。另一类改革，是着眼于长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主要是有利于增强市场的内在活力和动力，真正通过‘调结构、转方式’的改革来增强社会的整体效益。”

对于拉动内需、稳定增长方面的改革举措，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要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理顺居民、企业、国家的关系，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也应该尽快研究出台政策保障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真正改变社会消费预期，切实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其次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改革。城镇化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已进城农民工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现在2.6亿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最终消费影响巨大。“解决城市中新的二元结构问题，一定要下决心出点大的政策。比如进城农民不强制要求退还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是加快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改革。如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下调电价，推动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

对于涉及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任务，他建议，一是结合职能转变，进一步下放实质性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权限。二是加快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要下决心通过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强对货币资本市场的引导，包括可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的限制，降低存贷利差，减少金融机构的政策性盈利，真正让利给实体经济，释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号，引导社会融资成本逐渐下降。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步伐。三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度。要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必须正确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完善分税制改革，重点是划清中央地方的支出责任，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新的地方税体系。应抓紧研究总体方案，提出时间表和路线图。这项改革搞好了，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另外，还要完善国有资本预算制度，增加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重，同时明确新增加的预算中，绝大部分应该用于民生开支，这对于促进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都是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