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要认真研究“增长、转型、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

[编者按：]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题为“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主持。

会议重点就当前经济形势、经济转型相关问题及改革的重点任务等进行了讨论。以下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发言实录：

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感觉上正在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管理进行一些微调，目前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围绕“增长、转型、改革”我想讲三个观点：

一是增长、转型、改革的压力都在上升

从经济增长来讲，大家看到经济增长明显在放缓，但是这种放缓究竟是理性放缓，还是持续下滑，目前的争议较大。因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过去我国的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了33年，平均达到9.9%，已经创造了历史。到了今天再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经济的基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约束更加突出，因此，适度放缓是必然的，我称之为“理性放缓”，也可解释为正常现象。但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回落，甚至出现直线持续下滑，就要引起高度关注。显然目前要做出准确判断还有些困难，但这个下滑的趋势似乎还在继续，会不会下滑到超出中央的“底线”，就成为一个关键，所以才有如此大的争议。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增长遇到了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转型来看，我认为实际上进入“两难”：从经济转型来讲，如果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就会影响增长；如果注重了增长，就可能会失掉转型。所以增长和转型这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翘翘板”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本轮经济下行后、特别是7月份出现了钱荒以后，究竟出不出手，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当时说不出手，但后来还是出手了，只是出手的力度、方式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而已。从政府转型来看，政府转型步履艰难，也进入两难困境。所以我说转型压力也在增长。

从改革来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阻力重重。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对改革的价值争论似乎越来越凸显。比如一些极左派主张回到过去，回到“文革”，理论界出现了有关宪政的争论等。价值层面上的问题折射的是对整个改革的争议。这也进一步说明改革本身的压力也在上升。

二是中国未来的增长需要培植具有长远意义的增长极

既然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压力都在上升，而且增长与转型之间实际上形成一种“跳跳板”现象，所以，在通过抓转型、改革促进增长的同时，从长远和战略的层面来看，首先要发现和培育战略增长极。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保持经济适度地高增长，对中国整个大局至关重要。比如说，过去这些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也很多，但为什么能够比较平稳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经济增长这个基础。经济高增长也为解决其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所以，在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问题时，我的感觉是，中央把稳增长，似乎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在于如何稳增长，我前面说了，要积极通过转型和改革促进稳增长，这是很重要的，但从长远看，关键是有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更具有战略意义。这个经济增长极，我认为就是新兴城镇化战略。这里关键是“新兴”二个字。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主要表现为是信息化引领下的城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大家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把过去“五化并举”、“两化融合”修正为“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而信息化不仅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的特征，而且具有强大的渗透和融合能力。这是传统的城镇化所不具备的。正应为新型城镇化有信息化的支撑，所以我们才看到从无线城市到数字城市再到智慧城市建设这一发展脉络。比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的业态不断出现，信息服务业将大有作为，与此相联系，信息消费、数字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且发展异常迅猛。这一现象不仅会影响到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且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可以预先，在新型城镇化引领下，未来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将有三大动力源：一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城市群”将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增长极。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个老的城市群以及中央正在谋划培育的十个新的城市群，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二是县域经济、小城镇将遍地开花，成为重要的新的增长极。未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是城镇化的方向。在县域、乡镇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欠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中央对城市规模标准的重新确立，如50万以下为小城市，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100万-500万为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为巨型城市，这就可能为加快1万9千个镇的城市化提供了条件，这个带动作用空间应该很大。三是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同样是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经济增长极。许多专家测算，现在已经进城或离土的农民工有2.5亿，将来还有2亿多农民需要离土进城，这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的作用和潜力都是巨大的。

三是要用改革来促转型、稳增长

用改革促进转型，应该成为我们坚定不移的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决不能半途而废。对转变发展方式、经济转型，我曾经提出四个难以为继：一是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二是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三是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四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我们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经济滑坡的问题，就动摇这个决心，也不要因为短期经济发展受到一些不利影响，动摇长期的战略，而是要坚持不懈，作长期的努力。

至于如何通过改革促进转型、稳增长，我以为关键在政府，在政府自身的转型和改革。我认为从目前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来看，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经济改革带动其他改革，但越到后来，经济改革对其他改革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困难了，也就是带不动了。而政府的行政改革、政府自身改革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改革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政府改革、行政改革已经成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合部和连接点了。比如经济层面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都和政府改革息息相关，没有政府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也很难真正推进；而前端政治层面的反腐败，司法改革、转变作风、提高党的纯洁性等，也和政府密切联系，政府改革的推进有助于上述政治要素改革的深入。比如，据说国务院未来五年的工作，主要就做两件大事：一是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二是全力推进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这在一定意义上说，等于抓住了政府改革这个牛鼻子。中国改革内在逻辑的变化，历史性地把政府改革、行政改革推到了核心和关键的位置，我们只有大力改革政府，削减政府的权力，放松对市场、社会的管制，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大力反腐败，构建对公权力制约的制度笼子，坚持政府管理的公平与正义、公开与透明，改革官员选拔机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激活市场、激发社会。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的讲话，强调政府转变职能，强调公平正义，强调政府要给每一个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已经清晰地的透析出这样信息，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