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转型意愿很迫切

以壮士断腕的雷霆手段调整利益格局

现阶段，不以壮士断腕的雷霆手段调整利益格局，我担心深化改革也就是写在文件上的四个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8月1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的题为“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发言]

先把人民币下一个稳定的锚

我不认识格林斯潘。弗里德曼是他的好朋友，多次在我面前赞赏他。我也欣赏格老的学者风骨，感激他对中国的善意。但我认为他在任时十七次把美国的利息率辘上辘落是失败的证据。这些辘上辘落显示着格老认为经济是有着不妥的周期性上落，也正好说明他无法把经济辘得平稳。这样看，难以调控的周期上落是无锚货币带来的麻烦。不少学者认为2008年美国出现的金融灾难是格老的货币政策惹来的祸；我认为可能因为格老到最后把利率辘错了节奏。这是深不可测的学问，将来的学者或有公论。这些年中国的央行也拜格老为师，也把利率辘上辘落。可幸不良的效果来得明显，北京的朋友开始看清楚了。希望他们明白，不先把人民币下一个稳定的锚然后让人民币的国际汇率自由浮动，中国的经济早晚闯祸的机会不小。

（经济学家张五常8月21日发表于新浪博客）

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议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革，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上升，对新一轮金融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未来应在宏观审慎视角下，从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风险角度，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一是通过金融结构调整降低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调整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冲击；二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其重点是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的组织架构；三是通过合理疏导和建立有效风险隔离机制化解“影子银行”潜在风险；四是金融综合经营步伐明显加快，应在统一监管规则基础上，尽管梳理、整合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并逐步推动监管体制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课题组雷薇发表于《调查研究报告》2013年第116号，原题：“宏观审慎视角下深化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议”）

倒一个大贪官就倒一批企业家的时代一定要过去

我们要与权力严格地切开。现在倒一个大贪官就倒一批企业家，但是这个时代一定要过去。我们现在发展了三十年，如果还没有这种精神，这个企业家不要也罢，这个社会精神不要也罢。意思是说一定要保有企业家的独立人格。过去创业没有钱，肚子也饿，有时候做点下三滥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衣冠楚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尊严和人格，不为钱财再去低头哈腰了。刚才好多领导讲对企业家要寄予厚望，这是一个陷阱。企业家有什么了不起？反过来讲，我们既然是一个社会人，我们也不能逃避。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争论，到底关不关心政治。我们当然会关心。我们作为改革的一批人当然要对历史进行反思，我们得了社会的恩，但我们也有我们的错误，我们整个社会也犯过错误，比如说环保、经济发展的畸形，比如说我们用暴力的思想都要进行反思。当然最重要的要反思“文革”，为什么？“文革”把整个中国的社会价值全部毁掉了。你们今天看到的所有问题都跟“文革”有关系，如果一个民族不清算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这个民族是不能够进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企业家应该做到的。

（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在参加“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3年夏季高峰会”时的讲话）

让一部分地区先创新起来

当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有一些重要产业和技术领域已接近或处在创新前沿。在新的形势下，“让一部分地区先创新起来”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和突破口。在我国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创新起来”，关键是这些地区的创新系统要更多实现从“传统追赶模式”向“创新转型模式”的转变，即从一个政府主导、规则模糊、法治化程度较低的模式跃升到一个多方参与、规则透明和法治程度较高的模式。目前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在创新转型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其创新系统要真正迈入“创新转型模式”，以实现能够在逐渐进入科技前沿、不确定性大大增加的状态下持续开展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宣晓伟发表于《调查研究报告》第140号）

日本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都以推动立法、制定土地开发规划和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等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甚至主导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日本的这一特色明显区别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而同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有一定共性。从表面看，日本经验同中国也有相似度，但应当指出，前者在总体上讲还是在尊重市场行为主体和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以政府的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策安排。而在中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还没有很好地定义，由此也引发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产业布局失当、公共服务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就业不足、投资效率低下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究其根源，既有政府过度干预、主导的因素，又有政府缺位、失灵的问题。可以说，制度层面的、规范透明的政府与市场的“游戏规则”还远没有形成。而这种“失范”问题又在城市化进程中集中地凸现、爆发。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李成执笔报告6月2日至7日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对城市化与城市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的考察，原题：“日本访问印象：城市化与城市产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转型意愿很迫切

当前，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转型意愿很迫切，但我们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进步与变革趋势之间的时间赛跑。一个时代和社会不会主动停下来耐心等待国家政治发生积极变化，恰恰相反，很多时候都因社会急不可耐从而使得民众与执政党的互动受阻，前苏联共产党转型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针对350位专家和2600位党政干部的书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0%以上的受调查者表示，“相比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中国共产党自身转型亟待加强”；80%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非常紧迫”或“紧迫”。

（《人民论坛》8月20日刊发特别策划专题“中国共产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