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木然:制度不是“官谣”的挡箭牌

发布时间:2013-09-11 21:13 作者:木然 浏览:21次
官谣是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绝对权力的滥用,有多种实现方式,绝对权力的腐败,更是五花八门,绝对权力滥用往往是因为腐败,官谣就是绝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的一种形式。把官谣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官谣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西方的马基雅维利、中国的韩非子都是官谣的理论构建者,也是官谣的推动者。他们二人都强调统治者要善于搞阴谋、搞权术,要充分利用谣言打击对手,对待对手要像狐狸一样狡猾,要像狮子一样凶猛。历代专制统治者,都需要一定的官谣维护其统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官谣既是绝对权力滥用的表现,也是追求既得利益,维护腐败共同体安全的实现方式。

苏联专制制度是产生官谣的机器。当苏联大大小小的官员说资本主义的民主对穷人是地狱,对富人是天堂的时候,苏联的人民觉得那不是谣言,而是事实真相。当苏联大大小小的官员告诉他们的人民说,资本主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当苏联最高领导人都说所谓的共产主义,都是骗苏联人民的时候,普通的人哪会想到这就是官谣呢?

坏制度是产生官谣的关键性因素。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过来的,苏联制度的弊端中国都有,苏联制度制造的谣言的机制与规则,在中国都存在,官谣也都具有共同的实现形式和舆论表达方式。制度包括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微观制度,宏观制度决定中观、微观制度,所谓上上梁不正下梁歪,用在这里就是宏观制度不好,中观制度、微博制度就会坏上加坏。宏观制度产生官谣,中观制度和微博制度就会以加倍和加速度的方式传谣,苏联专制制度、毛泽东反右大跃进文革都是制官谣传官谣的明证。邓小平说,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不能办好事,甚至会走向制度的反面。官谣产生的根源是制度,制度不好,会使官谣大量产生,甚至消灭一个小官谣,会出现更大的官谣。制度性官谣才是根本,只谈个人官谣,不谈制度性官谣是在避重就轻。

官谣是民谣的提前。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在充满着神秘化的社会里,在告密文化盛行的社会里,官谣是民谣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有官谣,必然有民谣。没有官谣,就没有民谣,官谣不断,民谣也会层出不穷。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邓小平还说,"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官谣不除,民谣繁荣。

恐惧是官谣产生的合法性基础。官谣只有通过暴力与恐惧才能获得合法性,没有暴力与恐惧,官谣产生容易维持难。官谣不想也不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理性怀疑和质疑,任何质疑会构成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权力的障碍,任何对官谣的批评都可能会使统治合法性丧失,任何对官谣的揭穿都会影响公共权力的公信力,影响意识形态的构建。为了巩固合法性,必须通过暴力与恐怖打击任何对官谣的质疑。在没有法治的前提下,通过运动式打垮民谣,不但会使官谣泛滥,更会使公民感到恐惧,人人自危。

趋利避害是产生官谣的心理基础。人是经济人,也是政治人,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都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冲动,都有损失最大化的规避性选择。如果官谣能够使政治利益最大化,那么官谣市场就会兴旺发达,如果官谣不利于政治利益最大化,那么官谣市场就会萎靡不振。只要是官谣能使官员得到好处,或者是利益受损最少化,就会产生相应的官谣。如果制度有利于官谣的产生,并使官谣利益最大化,那么官谣的产生就具有不可避免性。

舆论战是打击民谣的预演。依靠公共权力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要依法理民谣,在无法可依的前提下打击民谣,无论以什么崇高的名义打击民谣都是在滥用权力。通过舆论占领制高点,通过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通过央视几个人的点评来为滥用权力造势,会离法治、法治文明渐行渐远。民谣官谣应该依法而治,而不是依恐惧而治,不是依官员的贪婪、野心、兴趣、爱好而治,不是依据官员的非理性仇恨而治,不是依保护官员的既得利益而治,不是依维护官员的腐败而治,不是依稳定而治,不是依有罪推定而治,不是依央视媒体而治。

野蛮执法是产生官谣的直接原因。野蛮执法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而事件一旦产生不良后果,影响又极坏,就往往会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为了保住官员的利益,他们就会选择造谣。运动式执法、钓鱼式执法是野蛮执法的两种基本方式,以这种方式打击民谣,更会使官谣遥遥领先而不受限制和约束。野蛮执法以有罪推定为理据,这又必然会使国人道德下降,造成国人的自私冷漠。

以下是官谣的个案: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曾称污蔑;城市工商局副局长田洪志光临夜店,官方称恶作剧;广东佛山一货车被治超执法车拦停,司机称遭执法者殴打,但佛山交通部门打人者声称"绝对文明执法";公务员现不雅照,涪陵区综合执法局随后回复称照片中的男子并非涪陵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这些个案问题得到了个案性解决,却都没有从个案中吸取制度性教训。个案解决官谣表面上解决了矛盾,实际上是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官遥的制度性保护特权使公信力下降、执政能力下降、执政能力不足、执政能力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

制度性官谣在现有的体制下呈现出不可治理状态,不可治理状态恰恰是官员最需要的状态。官员也往往以制度作为挡箭牌,在强调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的名义下,为官谣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寻找制度性的保护伞,为官谣开脱罪责。解决官谣就要彻底告别苏联专制体制,消除产生官谣的制度性基础,就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通过制度化解官谣。宪政民主尽管不是解决官谣的最好办法,也是解决官谣的比较好办法。在宪政民主的前提下,官谣会得到及时治理,制造官谣的人会使其诚信一败涂地,会遭到克林顿式的弹劾、尼克松式的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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