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谈事权财权不如先谈放权

今日中国，由于政府层级太多，征税权和举债权高度集中，公共品提供能力高度分散，因而事权最多的反而财权最少，越到基层政府此类抱怨越多。调整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财税改革，呼声即滥觞于此。

改革路径其实不言自明，要么下放财权，要么上收事权，或兼而有之。民间和早期官方舆论多集中于前者，不少财政专家和官员提议修改《预算法》对地方举债权的限制，时任财政部长的谢旭人甚至在2010年的《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称可以“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但这并不是如今主流的官方意见，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就认为，在事权不调整的情况下增加地方征税权，“这个方向是危险的，是个分裂的体制”，相比之下，他更认同中央上收部分事权的做法。

在划分事权和财权的归属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政府自身的定位。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一直在实施简政放权的行政职能改革，但现实的结果却是，中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不是越改越少，而是越改越多了。在2002年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之前，中央政府所拥有的这一类事权高达3600多项，31个省(区、市)拥有超过5万项审批项目，而这些事权还不包括提供日常公共服务的那部分。其结果是，庞大的事权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维持，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对于财权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中央层面各种曾经免征的休眠税开始恢复征收，地方层面以土地为主的政府性基金也在急剧膨胀。

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但隐藏在行政审批背后的权力，使得政府同时也不愿意轻易放弃经济管理的事权，两者叠加导致的结果是：中央管经济，地方管服务，中央出政策，地方来“买单”。一方面，为了防止财政风险，中央更愿意在涉及大规模投资、且投资风险较高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集中控制，形成所谓地方公共项目的中央审批制；另一方面，为了防范社会风险，中央发布了很多政策来应对公众对司法、食品安全、教育、农业等涉及切身利益领域的担忧，但这些事权却越来越倾向于让地方承担，并向地方问责。

因此，要解决事权和财权的两级分化、变相异化问题，首先不是争论中央和地方谁该承担更多，而应该把本不属于政府承担的管理经济的事权卸掉，不是放权于地方，而是真正放权于社会和民间。另外，一部分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可以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向市场中的竞争优胜者寻求。只有管住政府有形的手，才可能管住政府贪婪的口，厘清事权、加快放权是建立合理财权的基础，也是“将政府权力关在制度笼子”的第一步。(原载10月7日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