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一种产物”。

分配不公，引起广泛关注，公众呼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政府顺应民意，将进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提低、扩中、限高”。愿景很美，但效果如何，还要看市场在分配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还要靠市场

市场解决分配不公的逻辑是：消费者以货币选择企业(产品、服务)，实现货币效用最大化，钞票是最好的、惟一的表决器，决定企业盈亏和生死；企业(所有者)选择企业家(经理层)，选择的愿望和要求是，这个经营团队经营能力能满足消费者货币效用最大化，且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企业家为达到企业要求，要选择能生产满足消费需求和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产品的劳力(人才)。消费者选择企业，企业选择企业家，企业家选择劳动者，都是双方自由选择的市场行为，是一种交易。交易形成的报酬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利益最大化结合点，是双赢。任何一方欲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能满足对方利益最大化，博弈不会成功，而且这种博弈是动态的。双方博弈结果形成契约，约定如何分配收益和风险，蛋糕在还没做大时就把蛋糕分好了。马克思说：“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一种产物”。这就是说，只有从生产角度考虑分配问题，才能确定社会最优分配方式。市场分配按创造财富贡献进行分配，这是市场的公平正义，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

政府职责是构筑市场公平基石

一、市场经济，职业岗位选择有个风险溢价，承受风险者收入高，相反收入低。我国则相反，民营企业劳动者承担(失业)风险而收入低，国有企业从业者不承担风险收入高，鱼和熊掌兼得。

国有企业人员岗位超稳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不需要的人国有企业一个都裁不掉，用工制度很难推进。而且，国有企业人员结构也是超稳定，管理、辅助、后勤部门机构臃肿，一线生产人员短缺。武汉钢铁公司职工8万，生产钢铁的不足2万。无奈，国有企业一线生产岗位用大量派遣工。据权威部门统计，3000多万派遣工，70%在国有企业(含金融)和事业单位。派遣工在艰苦岗位且随时有被解雇可能，收入不足固定工一半。国有企业经营者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政商两栖，岗位无虞。

收入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平均工资数据是，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769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8752元。2012年208家上市央企385.9万员工，获得薪酬合计5143亿元，人均年薪13万元，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薪近5倍。高管收入，2012年A股上市公司，1071家国有企业，高管平均年薪69.94万元，超过200万者13人，非国有企业高管平均年薪60.43万元。据报道，某国企每年为每个高管缴住房公积金10多万，已积存100多万，在当地能买2套100平方米住房。虽是个案，也显见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自由度有多大。

为什么国有企业人员鱼和熊掌兼得？企业、经营者、劳动者进出都未市场化，俗称体制内。企业上市，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与不上市没什么差别。企业无人格化所有者，有人格化索取者，无实质性利益博弈，形成“内部人控制”的自己给自己分配。

国企民企生存环境、获取资源缺乏公平正义，民企无力承受国企那样的高工资；国企亏损也能发高工资，民企做不到。

二、农民有土地没有土地入市权利。我国所谓土地市场并不涉及农民，它只是地方政府低买高卖土地的市场。市场只有一个卖家而有众多买家，必然推高地价进而推高房价，由此形成政府“土地财政”。吴敬琏称，政府获取土地差价收入高达30万亿元。政府更多土地收入是土地替代资本，国际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成本占投资50%至60%，我国只占5%左右，最高10%。当然我们无力承受那样高的征地成本，但能不能逐步提高到20%再到上限30%呢？工业也是低价用地，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有人计算，农民每年以5万亿土地资本无偿支持工业化城市化。一些地方官员，为GDP高歌猛进喜不自禁，以为握有了发展经济真经。但是，如果没有了“土地财政”，他的发展真经就会成一纸空文。

有市场公平正义才有分配公平，即使有分配不公市场也会纠正。有人计算，2005年至今农民工收入增长了3至5倍，其间政府并未出台提高农民工收入的硬性规定，这是市场运行的结果。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稀缺劳动力充裕，资强劳弱，企业分配自然向资本倾斜。资本不断积累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到了资本充裕劳动力稀缺拐点，资方不提高工资就招不到工人。自然农民工收入提高，相应地，是资本收入下降，这就是提低(农民工)限高(资本所有者)，这只有市场化企业和劳动者才能做到。

市场公平正义体现的是权利公平，因为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当今分配不公基本是权利不公。所以值得关注的是权利不公而不是分配不公。

权利公平市场上，会出现或先天或后天或主观或客观原因，市场分配收入难维持基本生活的弱势群体，关注他们应是政府职责，政府的职责还在于贯彻市场经济的“平等生存权”原则。恰恰在这方面政府做的还不够，财政资金投资过多，社会保障投入欠缺。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构筑市场公平正义基石，保障市场秩序的规范、稳定，使收入分配逐渐走向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