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如何从“三反”式的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最近的一些官方说法，让人很有熟悉感，像“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打“苍蝇”和打“老虎”、“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包括开展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极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这种时候，回顾一下“三反”运动的历史经验，似乎变得也有必要了。
记得我们小时候，有首儿歌还常被人唱起：“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这里“打老虎”，说的就是“三反”运动。“老虎”指的是贪污犯，当年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者，即为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1亿元，折合50年代新币为1万元。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
最早提出“三反”概念的，是当年的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8月，他就发表过《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10月，中共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开号召，并在各地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没多久，高岗在东北局的一个会议上，将增产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提出“三反”一说。毛泽东大概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可相得益彰，很快就在高岗报告上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2月1日，中共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自此，“三反”运动开始了。
“三反”运动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场反腐败运动，当时把它视为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同等重要，要求“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如今人们说起“三反”，想起的多是受到严惩的刘青山、张子善，对这场运动的认知，也多是一些概念化的理解，认真分析者少。所以一旦腐败严重，有些民众甚至期望再来一次“三反”运动。
当年的运动，自上而下地下达了“打虎”指标。“指标”对社会的冲击可想而知，一旦有了“打虎比例”，“打老虎”也就变成了一项硬任务，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都必须完成。于是很多地方，不仅对“指标”层层加码，更是急于求成，只要数字，不要证据。运动手段也超出了法律许可的限度，有私自拘捕老虎对象的，有对嫌疑者实施各种肉刑，进行打、骂、罚跪、坐老虎凳、车轮战，有私设法庭的，有仅凭举手表决就可匆忙定案的。“逼、供、信”极为常见，制造了很多“假老虎”。
像历次群众运动一样，由于中央的严辞督责，各级领导也“宁左勿右”，甚至以超额完成指标来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生怕受到牵连。这是这场“打虎”群众战失去控制的主因。其次，由于当年法律法规极不健全，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必然带来群众热情的高涨，走向极端成为必然。这也给一些人诬陷栽赃自己的对手，大开了方便之门。由于地方的过激行为，必然导致“老虎”数量激增，这又使中央判断问题严重，再度追加指标，迫使各地不得不跟上中央步伐，于是行为越来越过激。有统计显示，“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有超过18万人被捕，近12万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万多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这里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自杀、在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被折磨致死。
这场运动使很多单位的同事关系变得紧张。据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新回忆，“学校的工作很快就陷于半瘫痪的状态”，而且“各单位都因为运动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了私人间的敌对和仇恨”。包括其后不久，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都给当时经济领域带来很大的破坏。运动不久，就出现工厂和商店停业、工人失业等情况，甚至使一些地区陷入混乱，影响到当年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一些政府机关也很难维持正常运转。对当时处在战争压力下的中国，这些情况对执政者来说，显然都是坏消息。
1952年春天，“三反”运动的热潮就开始退却了。其后，对“五反”运动的处理也较温和，受刑事处分的工商户大约只有1500多人。冷峻的经济现实，使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很快转于沉寂。不过“三反五反”运动，却对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场运动不仅把资产阶级搞得“臭烘烘、灰溜溜”，还在当时的社会传播了一种歧视资产阶级、必将消灭资产阶级的认知，等于为其后的“公私合营”进行了一次舆论战。
“三反”运动一年多以后，又有过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但《人民日报》社论却称：“更不能用去年‘三反’的方法来开展这个斗争。”可见，当时的中共也认识到群众运动是一把双刃剑。群众运动虽然声势大、效率高，但也极易破坏社会秩序与法律环境。群众运动政策，因过分强调腐败产生的阶级和道德根源，忽视制度与法律原因，加上极难明确严格的操作程序和评估标准，到了地方出现各种随意性的变通，由此产生出来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当年的“三反”是在法律与制度尚处于空缺的历史时期，以群众运动反腐，显然不适合当下的社会与法治环境。腐败源自公权力的异化，困扰着所有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有冲突的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公权力异化，依靠官员提升自我道德素质，很难有效果，所以如何在权力之外，构建一套权力制衡与民众监督体系，来规范权力的运作，才是反腐关键。对新一届政府来说，来一场运动式反腐，或利用权力反腐，并非难事；但如何让各种形式的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才是当下反腐工作的真正要点。用权力推动反腐，过去屡见不鲜，领导推动一下，就能看到一些反腐的成果，一旦风潮过去，腐败现象反而愈演愈烈。
30多年来，中共也出台了很多反腐的制度与规章，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制度大多流于形式，根本没有形成一禁就止的制度威力，这仍然是运动式反腐和权力反腐的后遗症。很多腐败大案需看领导的态度，哪些可查，哪些不能查，全由领导拍板。虽然有了一些反腐制度，但在反腐的实际运作中，人治色彩仍然很重。这也是反腐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根本原因。
好制度出台，却无法落实，等于没有制度。究其根源，还是政府与执政党内权力过于集中，使一些领导干部处于监督真空的状态，以权谋私也就成了官员的常态。制度反腐的另一个核心，就是要科学地配置权力，对权力要真正地实现制衡。如果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过于集中，只会使权力游离于制度和监督之外。人大监督乏力、权力的上下级根本没有双向监督，作为社会监督主体的民众和媒体，也受制于当地的权力体系，这些都让腐败官员更胆大妄为。
无论是欧美，还是香港的反腐经验都表明，最有力度也最有效的监督，就是来自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如何编织一张严密的制度之网，欧美与香港都有大量经验可以借鉴，关键还是要靠中共高层拿出惩治腐败的决心。热一阵冷一阵、宽严不一的运动式反腐，已极难对社会形成威慑效应，反而给贪官带来侥幸心理。这个时代说到“群众路线”，除了要让官员接地气、解决民生难题外，最重要的是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民众有知情权，才能行使监督权，这才是最重要的群众路线。民众监督政府，不仅要看其是否解决了民生问题，同样需要监督地方政府是如何理财的。只有在民众监督下，才能促使地方政府审慎节俭地使用财政资金，远离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民生当中。
制度反腐需要法治精神在全社会的贯彻，法治对权力的约束，既可避免人治的随意与片面，更不会因领导的更换而无法衔接。制度反腐与依法治国的精神是一致的，它既要求司法有名副其实的独立性，也要求政府权力的民主性、责任性与正义性，这样才能与当下市场经济的本质相适应。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程度降至最低，将政府的职能限制在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修补市场缺陷等领域，让能进入市场的尽量进入市场，增加政府干预市场的透明度，才可能真正减少权力的寻租空间，减少权钱交易的发生。这些都需要社会法治的完善。
制度反腐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在全社会得到执行与落实，却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反腐也极难剥离为一个简单的执政目标，单靠设立反腐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反腐从深度看，它其实是建构一个责任、阳光和服务型政府、构建法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律框架趋于合理了，才能真正减少贪腐的官员。它不仅需要有法治精神的配合，更需要有具体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准则的配套和制约。
如何使制度反腐成为现实，显然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虽然艰难，却必须完成，否则改革30多年来的经济成果，极可能在未来成为泡影。当代中国已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只有让制度反腐成为现实，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才可能获得更多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