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深水区突围

众所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11 月召开。

历届三中全会都有重大举措出台。正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所分析归纳的，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序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7 次三中全会中，两次是关于农村改革，而有3 次关于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其中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确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届三中全会解决双轨制改革巨大震荡，重点治理和整顿了经济秩序；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善土地流转，激活农村金融。

时至今日，在经历数十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威胁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处在中国政治经济关键节点上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让人充满期待。

呼唤80 年代 超越80 年代

1984 年9 月，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相聚莫干山，探讨经济体制改革话题。

在当时改革和保守势力胶着对峙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以核心的价格改革方案冲破计划经济藩篱，为上世纪80 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一个月后，这次会议的多项成果写入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内容。

80 年代在中国，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符号和政治符号。

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能被采纳，在于其既保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又能在增量上引入效率。在改革前15 年，因最大多数群众从中受惠而受到支持。曾参加过1984 年莫干山会议的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感叹，30 年前重点围绕经济改革，尽管也困难重重，但包括农村改革、价格改革和国企改革在内，每前进一步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明显正面效果，从而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那时人们对改革的欲望和动力非常强。

然而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则不同。经过改革开放30 年，中国的社会分层已经非常复杂，由于利益不同且盘根错节，每前进一步都会具有极大的社会风险，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的态度十分复杂，因之改革所产生的阻力和复杂性都远超当年。

中国经济危险之处的表象在于，几乎所有大型行业都被高度垄断。在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的情况下，也导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难解。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撰文称，“政府在掌握和配置资源上的作用过大，抑制了创新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不平等已加剧到了危险的境地；环境也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经济学者和投资者非常担忧中国的杠杆率过高且快速增长、投资效益下降以及房地产泡沫。除此以外，相当大的城乡及区域差距、为每年百万农民工提供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也是政府所担心的重大问题。”

反思80 年代，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张居衍也一针见血地提出，双轨制度一直找不到并轨的结合点，更不会有明确的并轨时间表，由此导致中国改革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以加强监管代替政治制度变革，导致政治改革的持续滞后；而经济领域的快速变化，没有政治上的制度规范，则继续产生不公和低效垄断，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准则和后劲。

他举例，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在政治方向变化和风气整治中，继续保持现有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活力、实现财政收入与地方投资的平衡，厘清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关联，都是现实的挑战。要政策还是要改革，放开还是收缩，如何把握合理的尺度，地方政府都不得不观望权衡。

因此，在各方的期待中，一种普遍强烈的愿望是，当前的改革应突破80 年代以来的改革边界，同时需要对已经远去的80 年代的改革氛围，再一次发出召唤。

“难啃的硬骨头”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将反腐深入到被公认牵扯最大权贵阶层的石油、金融、电信等领域。9 月1 日，政府发布公开消息指，上任不足半年的正部级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原董事长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十八大后、中共落马的首位中央委员。

蒋洁敏案因牵扯官员众多，带来整个中石油系统的震动。高官人心惶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被叫走。中共领导人以绝不手软之势向权贵阶层开刀，又恰逢关键会议即将召开之时，让人不免猜测是否在为推进重大改革开道。

10 月17 日，南京市长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成为十八大之后第九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此前2 天，中共中央巡视组的第一轮巡视正式收官，10 个巡视组从5月起开始对内蒙古、江西等10 个地区进行巡视。巡视组查出的问题已转由中共纪委等部门处理，分析称王岐山反腐进入了大“清算”阶段，能否抓出真正的“大老虎”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王岐山厉行反腐的背后，牵涉深层制度问题。党内贪腐已成为普遍现象，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得不到解决。早在上世纪80 年代中，中共内部已提出申报、公开公示制，但因阻力太大至今无法推出治本之策。

据媒体报道，去年12 月底，中央曾要求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领导干部申报、公开个人、配偶和子女的财产及其经济来源情况，适时完成立法。但以致原先拟定今年2 月底、6 月底两个期限的申报工作皆以流产告终。最终省级高官完成申报的，80% 未包括子女；副省部一级高官完成申报的，86% 都未包括子女；地厅（司）一级高官完成申报的90%未包括子女。高达90% 的高官不赞成申报子女的财产和经济来源，85% 反对申报后要公开、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

还有今年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的《关于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中级干部津贴、福利、待遇的规格作调整的意见》。意见发出后中央各部委机构、直属事业单位赞成比例均不到一半。有的省（区）、直辖市甚至要求调增薪酬、增加津贴、福利，逆势而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并严肃警示：“改革之路从无坦途”，当前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瞻前顾后有可能前功尽弃”。

站在历史的节点，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风险和难度都越来越巨大，日益考验执政者的智慧和改革勇气。十八界三中全会究竟会给出怎样的答卷，也因之备受瞩目。

风险与机遇之间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正值三中全会即将发布政府未来10 年经济议程之时。外国市场观望者期待，自贸区能解决当前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利率市场化和令跨境资本流动更加便捷。

有专家认为，从短期看金融改革也是当前最可能较快推动的内容。而上述改革必然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改革，使信贷流向最需要的领域（在物流和保健等领域中推动消费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这是一场大规模改革的关键部分，旨在让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实现再平衡。

有学者预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以城镇化战略，推动金融市场、户籍制度、财税体系、社会保障、能源和资源定价、政府行政管理以及农村土地等领域一系列改革。渣打银行报告分析，习近平、李克强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同时拥有足够的力量推行艰难的变革。地方政府或会赞成改革议程的某些方面，例如，很多省份眼馋新近宣布的上海金融自由贸易区政策。

未来两年里，鉴于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和众多改革试点，其影响也更加渐进和分散，加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可以借此拥有更多融资渠道，因而改革阻力相对较小，观察者多预计金融领域改革将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

近期，中央政府官员明确公开表态希望地方政府能清偿债务，不要指望中央出手相救。中央收紧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举措已经触发了地方国有财产出售。尽管政府对一些金融产品的风险表示了担忧，但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发展债券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已是既定目标。因此渣打报告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有望在未来三年正式推出。

国企垄断问题虽然广受诟病，但短期内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改制可能性微小，而价格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会有助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间接冲击到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政府将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以推动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社保覆盖面并使基本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全国统筹，继续调整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

在土地改革方面，目前农地流转面临的种种弊端，令改革迫在眉睫。但短期内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的难度非常大，市场判断只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政府将会尽可能地尝试多种形式的试点。

户籍改革是没有悬念和争议的内容。预计政府将在全国范围内放宽中小城市户籍政策。不过，与户口紧密关联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可预测的是，金融市场化、减少政府审批、放松监管以及减税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应能带动就业并使得内需增长更具可持续性。但后续改革能否跟进将至为关键，包括对公共财政及税收体系实施更彻底的改革、土地改革、银行及国企治理改革等。若无后续改革措施，放开金融和放松投资审批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方投资冲动，从而推高房地产以及整体投资；放开户籍制度并推行新型城镇化可能让地方政府借此在未来两年里大搞房地产建设。那么最初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体系杠杆率升高的风险加剧、增长对房地产和投资的依赖增大，从而给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更严重的隐患。

专家指出，由于政府不可能同时推进所有领域的重大改革，如果重点改革的顺序不当，有可能会给经济和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加剧经济失衡。因此，金融改革中，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应是未来3~5 年需要重点监控的一个风险点。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未来1~2 年里可能的改革利好包括：金融领域逐步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

同时放松国内实体在海外融资的规定，放宽对外投资发展，发展小型和民营银行以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税制领域到2015 年底将完成服务业营改增以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减免小微企业的税项（包括服务业）……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民生领域的医药制度改革、食品安全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很可能带来相应投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