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近日发布中国城镇化调查大型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27.6%，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约有16%的家庭在最近的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地、拆迁。

基数原因使遭遇征地与拆迁的16%家庭，在中国也已影响到6430万家庭。该项调查还发现，征地拆迁后，城镇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的比例较低。目前一些人经常用来反对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的理由包括，提高补偿标准可能会推高房价，一些农民在征地补偿中一夜暴富。坦白说，这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农地被征会令一些农民富裕起来就反对给农民合理提高征地补偿，何况大部分农民并未因土地被征而富裕，这项调查就是有力的支持。

调查也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再打算从事农业劳动，特别是80后农民工，只有7.3%的人选择愿意回乡务农，90后农民工中，只有3.8%的人选择务农。新生代农民工喜欢城市生活，不同于父辈，他们接触到了自己时代里的一些新鲜、时髦的事务，由于城市软硬件以及氛围，吸引了他们更希望呆在城市谋生，而他们父辈可能更希望在城市打工赚点钱后回到故里养老。

但是，尽管各地城镇化急速发展，20年内农转非比例却仅增长7.7个百分点，可见，户籍制度改革并没跟上城镇化步伐，二者看起来差距不小。从各地出台的各种可以入城市户籍的规定看，门槛依然较高，很多政策看起来更像是象征性的应对户籍制度改革，而现实中进城务工者要想得到城市户籍并不容易。显然，入籍难与城市户籍所附着的各种福利相关，根据相关测算，一位进城务工者要转成实实在在的城市户籍，需要财政支出约8万元。

既然城市户籍依然是个坚果，那么现时来看，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依然是最坚实的生活保障，因为有土地，所以一些在城市工作不顺利的农民还有回乡的这条退路，如果因为征地拆迁而土地尽失却又没得到合理补偿，那么对农民家庭生活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尤其是在医保、社保水平较低且并未实现全方位统筹的条件下。

据悉“383”方案中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就包括了土地制度。农民以及农地的合理权益需在新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得到明确的体现，且应确立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各项权利。地方的征地拆迁要想结束暴力化，必须确保双方在一个合理平等的规则下合作博弈。印度的例子可以参考，印度也曾经历过征地拆迁暴力时期，后来在2007年，印度批准了《国家搬迁和安置政策》和1894年《土地征用法》修正案，较好地平衡了开发土地与保障农民权益。这是可借鉴的方向。

当然，让农民这个群体的利益清晰化并受到重视，不是件容易事，因为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地方依然是土地既得利益者，而农民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这正是改革的阻力与难点，但也是亟须破局的重点，否则改革的知易行难将使其成为一个原地绕圈的反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