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告别增长竞赛时代 以制度红利换未来

近日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针对“上海增长下滑”的说法，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回应指“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很好了，不能再高了”，并表示要把精力放在创新和转型上，“适当增长缓一点”。

以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竞赛思维来看韩正这一番话，也许会被当成是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开脱。但其实上海前三季度增长为7.7%，并不是一个难看到要找借口开脱的数字；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亦无需纠结于一时的增长数据。足够的经济基础既让上海有了追求经济质量的需要，也有了“以结构化保证质量与效益”的资本。这样的态度上海并非第一次表达，据悉，在上海自贸区筹备阶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时，曾反复问要政策还是要改革，上海市长杨雄的答案是要改革；而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上海市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则表示，上海不讨区内15%的优惠税率，而是想通过“创造制度红利，激发市场活力”。

刚刚弥月的自贸区，以正在发生或承诺将实施的体制改革，为上海摒弃“特区=优惠政策”的兴奋剂模式及脱离增长竞赛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实质的佐证。已经实施的外商“负面清单”，以法无禁止即合法取代了只能做规定动作的“正面清单”，虽然第一版的“负面清单”被指过分保守，但这仍然是从前置审批向申报与后置监督转变的标志，且国务院于前日的吹风会上表示，负面清单将逐步缩短，意味着开放程度将逐渐加大。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是自贸区的核心所在，目前央行正形成相关金融政策细则，若此前承诺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及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可一一兑现，金融改革开放将打开一道新的大门。

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无论是“负面清单”还是金融创新，都属于“创造制度红利”，是试图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小政府模式来释放市场的能量。但其实这种以制度红利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方法，是整个中国失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答案，这也正是中央反复强调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副产品，就是形成了在高增长中找安全感的习惯，更逐渐将高增长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甚至主要追求。1996年，世界银行曾在报告中归纳经济上过分追求数量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特点，即无未来的增长(环境基础被破坏)、无根的增长(文化多样性消失)与无情的增长(发展导致人们感情冷漠)，目前的中国正身陷其中。

经济的急速发展，可以说是搭上了发展不平衡的火箭———过分依赖出口，造成外部失衡；以行政垄断与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内部失衡严重。失衡却高速发展的经济，就像一列失速的列车，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外围经济低落导致出口大幅回落，投资过剩造成产能过剩之余，还导致了资源过度消耗与信贷紧张，而发展过快的虚拟经济缺乏约束，企业脱实务虚，加剧了经济泡沫，地方债危机、房地产泡沫、老板跑路潮、“钱荒”接踵而至。另外，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资本回报率与生产回报率的长期失衡，以及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比重过低，形成了一个大而不稳的社会。

今年以来，减少审批项目、强调“激活存量”、放开贷款利率、取消企业注册资本门槛以及酝酿中的银行有限牌照，都是体制改革方面的努力；上海自贸区，更是小范围的全方位改革试验。寻求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除进行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外别无他途，期待在财税改革及行政垄断领域有更大作为，以慢一点的经济增长换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