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

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视察广东发表的重要谈话，是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重要内容，他在讲话中关于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宣示，以及对广东提出的“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殷切期望，是广东今后工作的总目标。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紧紧扭住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不断获取发展的动力，切实推进“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的实现。

把握“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思想特质

谭炳才

“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阐述，以建设现代化广东为核心，以继续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为逻辑起点，以先富带后富为理论支撑，以率先突破为衡量尺度。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变革创新的思想性、引领发展的前瞻性、先发地区的普适性，辩证统一于现代化广东建设中

一个新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逻辑起点、理论支撑与衡量尺度三个基本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阐述，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以建设现代化广东为核心，以继续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为逻辑起点，以先富带后富为理论支撑，以率先突破为衡量尺度。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变革创新的思想性、引领发展的前瞻性、先发地区的普适性，辩证统一于现代化广东建设中，“定位”是“率先”的基础，“率先”是“定位”的终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和方法论。准确把握、全面理解其独特的思想内核与品质，对指导广东现代化大局建设意义重大。

“定位”的意义在于引领方向

“定位”就是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发力方向与实现路径。习总书记对广东的“三个定位”，就像一盏引路的明灯，引领广东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一要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所谓排头兵，就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尖兵，是前进路标的先行者。广东要当的排头兵，不是只追求总量大、速度快某一方面、单一指标的排头兵，而是既重数量更重质量、既重经济更重民生的又好又快的排头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这可解除在速度上被兄弟省市超越赶上的思想顾虑，而专注于全力追求政治民主清明、改革先行先试、经济质优效高、社会富裕安康、生态环境优良的排头兵。二要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所谓先行地，就是先实行、先进行、走在最前面的地区。未来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要率先在文化价值上重塑勇者无畏的改革者形象，在依法善治上更加重视契约精神，在制度创建上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经济布局上全力推动转型升级，在发展后劲上增强合作发展、内生发展、协调发展的动力，在社会管理上更加重视良治、法治和提升保障能力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三要成为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所谓实验区，就是通过改革试验从而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地区。科学发展的实验区，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矛盾问题的根本，但发展不是乱发展、没有道理的发展，不是只要物质不要精神的发展，不是只要速度不要质量的发展，不是只要经济不要社会、不要生态的发展，是好字当头、又好又快的发展。“三个定位”的核心是提升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际竞争新优势，意义在于引领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率先”的意义在于领路先行

“率先”就是一马当先，敢于突破，是改革前进跑道上的领头羊。小康社会与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预期目标，广东要率先实现，难度不可小觑。一是粤东西北地区12个地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压力较大。经测算，到2020年，广东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目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达到7%和8%左右即可。目前，珠三角正在转型中加快发展，已形成自我发展、优化发展的态势。而粤东西北地区12个地市由于长期缺乏内生发展的动力，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人均GDP目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达到“翻一番”目标，GDP年均要递增13%左右，个别市要达到18%，难度非常大。二是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压力也不小。现代化是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的过程，其核心是人性解放和生产力解放。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十八大报告作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是全方位、多目标，而不是单一、片面的现代化。可见，如果没有敢于啃硬骨头、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胆色与勇气，中国的改革开放则寸步难行，甚至有可能倒退。因此，“两个率先”的核心是既要经济加快发展，又要人的全面发展，更加需要满足人性对幸福生活向往的精神、信仰、灵魂方面的终极追求，其意义在于敢于突破，迎难而上，领先前行。

准确定位与率先突破的终极意义在于担当先行先试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后，习总书记第一次到地方考察就选择了广东，就是要表明习总书记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同时要求广东继续担负起先行先试的责任。广东具备改革的底蕴与开放环境，为全国探路充当先行先试先行官的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前景看好。因此，习总书记的准确定位与率先要求都可以看成是中央对广东的最高要求。广东要重新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角色定位，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三个定位”与“两个率先”成为担职履责的总抓手，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担当起实现中国梦先行先试的重大使命，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贡献广东的智慧与力量。（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研究员）

继续开拓改革开放的富国富民之路

王强东

要敢于啃硬骨头和涉险滩，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使重要领域改革有新突破、新开拓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时指出，30年过去了，广东、深圳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习总书记这段讲话言辞简洁，内涵丰富，是对十八大之后中国之路的一种高度概括和明确宣示。具体来说，对总书记的这段讲话精神，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

中国之路的总方法是改革开放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之路已经走了30多年。毋庸置疑，这30多年的成绩是巨大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但也毋庸讳言，发展之后面临的问题并不比发展之前少，中央也反复指明，当前已经到了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多发期。面对积累起来的重重矛盾，面对严峻多变的国际形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化解矛盾，避开陷阱，渡过危局，从而实现愿景。一种方法是将矛盾归咎于改革开放，主张用传统社会主义的方法，重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和国有化。第二种方法是屈服于既得利益集团，主张用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方法，将目前这种弊病丛生、赢者通吃的“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延续、固化和强化。事实证明，这两种办法都不得民心。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方法，中国路在何方？习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总的方法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更不走折腾内斗的死路，而只能走改革开放的活路。走改革开放、革故鼎新的发展之路，就是走与时俱进的新路，走人类文明的正路，走世界潮流的大路。

中国之路的总目标是富国富民

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好方法，也是正确方法。但发展起来为的是什么，现在不少人有疑问。因为有些不良现实刺激了人们的神经，如揪出来的贪官越来越多，贪腐的数额越来越大，贪腐的级别越来越高；又如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再如先富不带后富、贫富悬殊现象；发展成果仍处在“号召”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阶段。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发展是为了什么，是富贪官，还是富百姓；是富利益集团，还是富国富民。习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走中国之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富国富民。换句话说，中国之路的总目标就是富国富民，凡是不富国富民的都得改。其实，古往今来，富国富民从来就是思想家、政治家治国安民的基本命题。对此，荀子《富国》篇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就是说国家富足的办法，就是节约行政开支，使老百姓收入高而富裕，而且善于积累。又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意思是老百姓贫困则国家贫困，老百姓富裕则国家富裕，民富是根本。荀子之言极是，各级政府领导当以此为鉴。

中国之路的硬要求是开拓提升

方法对头，目标明确，但做起来有什么要求呢。习总书记的讲话作出了明确指示，即“要有新开拓”。也就是说，从横向上讲，改革开放的范围要更为宽广，不要局限以往的领域。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譬如在阻碍发展的“泛行政化管理制度”、“农村旧土地制度”、“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封闭的财税制度”、“垄断的金融制度”、“歧视性的行业门槛制度”等，就要有新的突破、新的开拓、新的改变。从纵向上讲，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石头已经摸不着了。因此，必须要上新水平，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各个重要领域的改革。譬如“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农村土地入市的改革”、“财政收支透明化的改革”、“国企去行政化的改革”、“社保并轨的改革”等。深水区的改革，比浅水区的改革难度当然大得多，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而且，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要难。但是，再难的改革也必须做，因为已经别无选择。要提升改革的勇气、智慧和水平，迎难而上，在新的形势下，杀出一条新的血路。

综上所述，习总书记的讲话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其精神不但对十八大之后的中国之路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对广东今后的发展之路也有针对性的引领意义，是推动广东各项工作打开新局面的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在广东的讲话精神，紧紧扭住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之路和广东之路的关键一招，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使广东继续做好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试验区和排头兵，率先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园、中国梦的实现地。（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消费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确保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

白国强

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中，广东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努力在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体制机制创新是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广东过去依靠创新体制机制，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今后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不断赢取改革发展的红利，确保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为此，在新一轮深化改革开放中，广东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大力推动改革创新，并努力在四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

为凝聚和激发改革动力，需要在改革的容错和激励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

就目前而言，改革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改革动力的不足是妨碍改革的重要因素。除了固化的利益束缚之外，还有一种行政文化常常以“不出事”为前提的保守和故步自封的心态，在一些涉及改革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上，往往不敢担责，造成议而不决、效率低下。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需要造就“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新改革精神，需要建立鼓励改革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和对积极参与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者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形成尊重实践、尊重创造的氛围，形成宽松改革开放环境，激发改革创新的动力和活力，进而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在明确界定和规范政府与市场行为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

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广东近年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改革。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商事登记制度，取消和下放了大量的审批事项等，为政府职能转变准备了比较充分的前提条件。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光有审批权力的让渡或放弃，仅仅解决了政府“越位”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还远远不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更深层次上看，应建立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的新体制机制。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规划设计、交通安全等领域还存在明显的“缺位”、“错位”现象，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监管不足，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也较多；在发展规划上，往往缺乏科学、权威的国土资源总体规划和跨行政区域规划，这导致各区域发展各自为政、任意调整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普遍地出现，违背专业化及合理分工的客观要求，也难以实现国土的高效利用。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规范化标准化的体制机制，规范业务流程，强化体制机制的监督，防止政府行为的“错位”、“缺位”问题。从企业层面看，国有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产权约束还普遍较弱，垄断行业改革的任务还很重，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的市场准入还明显不足，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的开放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还很不到位。从居民个体看，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在界定政府与市场行为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起规范的企业制度、监管机制和个人市场行为的约束机制。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在建立和完善促进资源节约和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

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目前仍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其重要原因在于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环保和资源利用方面缺少规范的准入标准和补偿标准，不计环境和资源使用成本的现象时有发生；重要资源如煤、油、电价格脱节，资源产品的价格市场传导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在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使用成本都很低的情况下，容易导致“高投入、低效率，高污染、低循环，高速度、低产出”粗放发展方式。与此同时，企业也比较普遍地存在“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的现象，多从事难度低、风险小、易见效的模仿生产或加工制造，自主开发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内在动力和能力都不足；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更为薄弱。因此，应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资源节约和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转变，使广东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益和更可持续的基础上实现加快发展促转型。

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改善民生服务，需要在建立和完善发展成果共享的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

当前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程度不高，民生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在此背景下，政府应通过建立和完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改善民生服务的体制机制，使全体居民享有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尤其要通过行政审批、食品药品监管、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关键环节和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全体城乡居民提供比较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住房保障、法律保障等基本民生服务，努力形成发展成果共享的体制机制。（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转型需要新觉醒

刘金山

在全球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广东经济社会转型的突破路径在何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突破路径在何处，我们的转型如何与全球化互动，这是亟须回答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需要新的伟大觉醒

我们的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需要新的伟大觉醒。伟大觉醒的核心在于：洞察发展大势，洞察发展的动态规律，洞察我们与发展大势的差距，洞察顺应发展规律的路径。觉醒引领行动，通过觉醒而行动起来，规划并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方略。

广东需要再次觉醒，需要从被动觉醒走向主动觉醒。30多年前，广东的觉醒与先行先试，是生存线上的被动行动，改革开放是唯一的突破路径，伟大觉醒引发的激情燃烧岁月，开启了广东的工业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今天的转型时刻，广东需要的是主动觉醒，是富裕之后的自发警醒，需要更深层次的反省与突破，需要更清醒地认识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未来发展趋势。这次觉醒，尤其需要厘清误区，需要抛弃惰性与懈怠，需要真正开启现代化的思想之门。

需要指出其中的一个关键认识是，广东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的路还很远很远。工业化的实质是工业文明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工业化理念的实质是工业精神：包含合作精神、契约精神、效率观念、质量意识、科学观和创新精神、持续发展观。欧美国家的工业文明，表面上源自发达的科学技术，内核则是工业精神的引领，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与创新，提倡合理谋利和多边共赢。以此来判断，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广东仍然需要用工业文明的办法解决转型大问题。

广东需要再次与全球化深入互动，需要从被动切入走向主动引领

广东的工业化进程是全球化带动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全球化，就没有广东的工业化。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广东被动切入全球价值链，进入价值链的低端，完成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进程。今天的转型时刻，广东需要完成的是工业化从“有”到“强”的进程。此刻，我们面临的全球化图景更加错综复杂，在新的全球化图景中，广东不能再次被动应对，被动意味着锁定低端环节；广东需要主动引领，需要抓住新一轮全球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趋势和规律。但无法规避的现实是，在工业机器人、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广东（或者说中国）又一次落后了；在生态问题资本化与贸易化领域，发达国家更善于用工业文明的办法解决生态文明的问题，我们又一次落后了。历史给我们的机遇是，落后并不太远，差距并不太大。我们需要思想深处的再一次觉醒，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地位，认识到我们努力的方向，认识到抓住机遇、奋起直追进而主动引领工业化进程、引领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意义。

通过新觉醒再次引领重点领域改革

广东的新觉醒，需要通过觉醒再次引领重点领域改革。就经济社会大系统而言，引导人们行为选择的核心变量是利率、税率、汇率，把这三个变量背后需要改革的领域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才能真正顺应发展大势和规律，引领转型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利率、税率、汇率”协同改革与协调互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层次的洞察和科学的顶层设计。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这需要一个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需要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为主体的参与，尤其需要民间金融行为主体的参与。培育民间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将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促进，广东需要抓住这一趋势和机遇，形成民间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进而为全国探索利率市场化提供借鉴。

就经济发展而言，税收问题的核心在于通过影响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理性计算，理顺产业链各环节的相对利益关系。尤为重要的是，不能因为税收的设置不合理，而导致产业链各环节资源配置的不协调。当前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其长远意义不亚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广东能否在“营改增”的推进过程中，快速反应，认真调研，科学探索，提炼出“营改增”的核心问题与推进模式，至关重要。

汇率，不仅是开放问题的核心，其与利率的联动，更是左右着全球各行为主体的神经。广东在构筑利率市场化微观基础的同时，应率先“走出去”，发行人民币债券，发展债权融资，与之相伴随的是“资本走出去，引进来”股权融资与股权投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夯实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区域微观基础。

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关键增长极之一，探索“利率、税率、汇率”的协同并进，是转型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广东需要再出发，需要再跨越。（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