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一轮改革中，财税改革无疑是一个重点。甚至在很多专家看来，这还是打破诸多影响中国发展和稳定的痼疾的很好突破口。

道理很简单，政府要干事，就必须以钱为后盾。古典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说过，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一

个越是雄心勃勃的政府，越要依赖于钱。所谓军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可支配的收入，现代政府就像美国前阶段演绎的那样，关门了事，所以，如果能够把政府取钱和用钱的事情做好，的确很多因此而引起的社会矛盾会消弭。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因为政府处于强势，对钱的支配权更大，财税体制改革不但涉及政府和企业以及民众的分配关系，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配置，还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打造透明政府关系密切。甚至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改革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那么，如何改革财税体制？这就需要看我们目前的财税体制存在什么问题。当前财税分配模式造成财政用于民生与公共服务部分欠少，用于投资较多。这种支出结构的危害是，过多地用于建设和投资领域，既干扰了市场价格信号，也使得民众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很多民生矛盾都是由此引起的。

其次，税收结构不合理。税收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一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所占比重高，而以消费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所占比重少，它的后果就是，既加重了企业负担，抑制了企业活力，也使得税收手段对于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二是宏观税负较重，非税收入较多，这也显然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三是在所得税中，工薪阶层的个税税负较高，同时征管完善，而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缺失，恶化了收入分配关系。

第三，财政体制特别是预算不透明。预算不透明的一个表现是各种非税收入很多，没有纳入统一的预算体制，缺乏监管。另一个表现是政府财政资金使用不规范，这特别体现在中央的转移支付方面，屡禁不绝的“跑部钱进”现象与此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预算的法律约束不强，很大程度上，领导对财政资金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不足，不但会产生腐败，而且导致资金使用的低效率。

第四，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严重失衡。一般来说，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比大概50%多一点，支出却只有30%左右。这种情况自分税制改革后就开始出现，它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土地财政泛滥，地方尤其是地市以下的基层政府，没有钱来支撑经济建设和民生支出，只能打土地主意，但这样一来，又推高了房价。

大体来说，我们的财税体制存在这四个方面的大问题。因此，改革也重点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但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建设还将处于一个较长阶段，同时，公民的社会福利又必须加强，而税收收入增速却呈下降态势的现实，在改革的制度设计上，应以稳定现有的财力规模为基本出发点，调整和完善税制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以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实行全口径预算，强化人大对预算的监管，提高预算透明度；以事权合理划分重新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力配置，进一步调整优化税收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以民生投入为重点，建立一套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体系，让广大低收入阶层首先受益。

可以说，财税体制改得好，对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权保障，都有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