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战略

一、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首先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我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国际、国外环境，及其蕴含的机遇和挑战。总书记在讲中国经济的时候讲过“三期”叠加，就是增长速度 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国对外开放也面临一个三期叠加。首先，外部环境是金融危机以后的调整修复期。那么这个时期依然没有结束，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持续。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特点，和以前我们在以前30年，特别2007年前的繁荣期不同，外部需求在减速，全球性产能过剩问题在加剧，竞争越来越激烈，局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也在增加。第二个是新一轮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构造期。全球经济贸易规则一直在演化，目前处于新一轮规则比较密集的构造期。构造规则的平台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WTO作为一个多边的体系，仍然在起作用，一些新的规则在谈判。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区域贸易平台，可能走在多边的前面，一些新的贸易规则，率先在区域贸易平台上在通过谈判，形成过程中。比如说大家说的TPP，它不仅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安排，更在于推动形成一大批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这些规则一旦形成，对所有的国家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中国也是如此。第三个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转换期。过去30多年的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这个低成本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劳动力的低成本。经过30年发展以后，我们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人口学方面的统计，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劳动力的总量就达到了峰值。此后一段，当然中国还是一个有丰富劳动力的国家，但不再增长了，在一个平台期。老龄化的压力迅速到来。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上发生的变化更加剧烈。我们每年进入劳动大军的新增劳动力，大概在1500万人左右。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高考招生时108万人，也就是说剩下的1400多万人是可以做蓝领工人的。现在我们一年的高考招700万人，且不说成人高考、自学考试，其实也是脱产的。这样和十几年前相比，每年新进入劳动大军做蓝领工人的，和之前相比只有一半。所以我们会在劳动力市场上看的一个新的现象，就是大学生找工作，特别是稳定体面的工作，相对比较难。这对政府来说构成新的压力。同时，在蓝领工人是市场上，产业工人招工难，工资上涨得很快，已经连续多年在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因为这些紧张的供需关系，就带来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企业用机器来替代工人，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不利的一面是，工人的跳槽过频。从企业的层面来说就是工人的流失率。我们曾经和商务部的有关部门之间做过一些调研。做加工贸易的企业，有相当高比例的企业蓝领工人的流失率超过100%，也就是平均下来一年会换一遍。个别的企业反映流失度高达500%。那么这么高的流失率它也是有利有弊的。好处是随着人的流动会带来很多劳动技能，特别是know-how的转移，在不同企业之间有这种学习的效率。但是不利的一面呢，在于工人在某个岗位就业时间太短，他没有劳动技能的积累，特别是对企业来说，他不愿意投资于工人的培训，因为培训完工人就走了。所以这就带来劳动力的技能，如果没有下降，但至少没有明显改善。但恰恰在这个时期成本优势在消弱，企业要依靠创新，更好的质量、管理、服务来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新的竞争力。要求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素质的变化，并不能有效支撑企业竞争力的升级。

对外开放的三期叠加，对我们对下一步升级有挑战，更有机遇。挑战已经多少提到了，包括外部需求不足，贸易摩擦，劳动力素质跟不上需求等等。但同时还是有一些有利于我们升级的好的机遇。从内部来看，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从蓝领工人方面，挑战很大，例如成本的压力，劳动力素质的压力。但是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应该说带来了很多机遇。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能够去从事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包括服务业，包括研发。比如说，我们每年700多万大学毕业生里面，一百七八十万是理工科的学生。这对于从事制造，特别是研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因为研发主要的成本在于研发人员的支出。在国际上能够从事研发的，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只有少量的发展中经济体，像中国、印度、巴西等，才可能有研发活动。所以研发成本优势不是和发展中国家去比，而是与发达的经济体比。对于研发的成本，中国应该有巨大优势。

中国本土快速扩张的巨大市场，成为竞争新优势。中国从原来所谓潜在的市场，变成现实的大市场，而且还在以7%的速度在扩张，这在全球都是不得了的事情。7%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年GDP达到10万亿美元，7%就是7000亿美元。土耳其是全球第16大经济体，它的GDP总量是8000亿美元，也即是说，我们一年新增的GDP就是一个全球第17或18的经济体全部的GDP。中国去年的GDP按现价计算相当于美国的55%。也就是中国增长7%，新产生的增量，美国要增长3.5%以上，这对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因日元贬值，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2倍，产生同样的增量，日本GDP要增长约15%，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大的市场，特别是新增的需求，实际上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就是吸引全球的投资，加快来进入中国，尤其是外国的投资者，要更好的进入中国市场，他就需要在中国来中国研发。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到的是，大量的跨国公司把它的一些地区的总部、研发中心加速向中国转移。所以，从引进来角度，比较优势变化带来的是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人才加速向中国流动。在华到底有多少外国研发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似乎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中国有一个数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归国留学人员的统计。在2004年时，每年回到中国的是2万多人。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增加到了5万人。去年，是34.5万人。这个指标我觉得能说明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它所蕴含的巨大的机遇，对人才、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这有利于转型升级。

从“走出去”的角度，外部市场也有重大有利机遇。第一就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对发达经济体来说，面临的是基础设施的更新，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基础设施的兴建。所以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提出来的“再工业”战略，以及我们到欧洲去，德国的“工业4.0”，这样振兴经济的战略，都要求更好的基础设施来满足产业升级的需要。高速铁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比如4G，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热点。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来说，加速工业化、城镇化，更需要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的企业有着相当强的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大规模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的同时，会带动中国的成套设备的出口。中国的发电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移动通讯设备等等，比起以前大量的出口产品，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程度，或附加值很高。因此，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有利于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

另外一个是对外投资领域的机遇。中国从一个对外投资小国、利用外资的大国，现在变成既是一个利用外资的大国，也是一个对外投资大国。2003年，我们对外投资只有28.5亿美元，去年超过1000亿美元。对外投资投什么？从企业角度，动机是多元的。有的是为了开拓市场，从数量上看这个是最多的。也有的资源类的企业去买矿山、买油田。最重要的一类，是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渠道。这样的并购有利于企业把外部先进的技术、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与中国本土强大制造能力与综合低成本结合，进一步增强全产业链竞争力。已经有一些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例如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吉利并购沃尔沃。当然，海外并购后还有很多内部整合的任务。金融危机后海外低成本并购机会，对中国企业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是提升高附加值产业环节竞争力的机会。总之，对外开放的新机遇，不是规模扩张的机遇，而是加快结构升级的机遇。制定新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考虑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机遇。

二、新常态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的新要求

理解新常态下对外开放战略，首先要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APEC会议上，习主席从三个方面讲到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是中国经济速度从超高速变成中高速。可能很多人理解的就是简单的降速。实际上，降速放在全球看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对中国这种体量很大的经济体来说，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依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全球经济是重要的贡献。第二个是结构的转型升级。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各个层面，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都处在一个结构调整的加速期。第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也就是从过去几十年长期依赖投资、生产要素、大规模投入转向靠创新、质量、品牌等等推动中国新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工作会上，习主席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从9个方面提出新趋势。

我认为这里面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就是结构转型。结构转型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要求我们回答，下一步的对外开放，如何通过战略的调整，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来服务于结构的升级和增长动力的转换。第二个层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提出的新要求。新常态下为什么讲减速，这是经济规律使然，有很多追赶型的经济都发生过类似情况。对中国来说，减速背后隐含的是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IMF说，按照PPP的价格，中国已经追上美国了。现实中人们更多采用现价计算。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它的崛起在全球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都会有很大影响。如果处理不好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怎么更好的用好外部市场外部资源来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能相对困难。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同时面临这结构转型升级的任务，除了利用好外部的市场、资源，来推动中国的转型的任务以外，还有另一方面的任务，就是我们怎么能通过对外开放战略调整，对中国发展创造互利共赢的良好外部环境，更好地处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开放战略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也就是开放战略的新的目标，这和此前的30年，我们说开放战略主要目标是通过出口创汇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三、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基于前述分析，中国的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新目标是什么？战略重点是什么？

前三十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出口创汇，这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对对外开放战略的内在要求。目前，中国开放战略的目标将根据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加以调整。归纳而言，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适应中国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确保中国和平发展。另一方面是利用好外部市场和资源，加速中国结构升级。放在全球来看，全球生产价值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要实现新的战略目标，需要确定新战略的重点。

一是着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小经济体是捕捉外部机遇，规避外部挑战，即趋利避害。作为大经济体来说，因为它本身就是全球经济贸易中的“自变量”，它是可以影响外部环境的。对大经济体来说，首先要思考，如何创造机遇。这个过程中需要回应国际社会的诉求、期待。国际社会提出的中国的责任论，这里面有合理的成分。在变动中的全球治理下，新兴大国应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是重复以前的英国、美国这样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还是在一个更加多极化、民主化的国际社会中形成一套新的全球治理？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新一轮的规则制定？如何兼顾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利益需求？这是我们下一轮开放要高度重视的。以前我们更多是接受现有规则，下一步应充分考虑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变化，引导规则治理。这要求我们自身大大增强这方面的能力。要大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才能把硬实力转化为对国际治理的贡献。中国在未来治理中应该不是体现一个自我利益的自私的国家，它会平衡处理中国利益与国际利益。这样一套新的规则，其实也是对全人类的贡献。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很大程度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怎么能够通过和国际社会的加深经贸合作，他讲了“五通”。 “五通”实际上是从实务层面，到规则层面，到文化层面，都有沟通合作。最终，能够让各国共享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良好外部环境。这个内容并不是全新的，但在新的战略里面更加紧迫的，权重在大大上升。

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区域贸易安排，即中国加速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这里面包含丰富内容，涵盖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二是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新一轮利用外资和以前的重大变化在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开放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第二个是外资管理体制的变化。正在谈判的中美BIT谈判，我国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这对于我们来说，将带来对我们政府行为、管理方式很大的变化。背后其实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重大变化。

三是着力推进对外投资，是一个新的重点。通过对外投资来深化和东道国的合作，来增强我们的企业整合全球资源，打造中国本土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但是，我们国内的一套体制，从宏观到微观，政府对外投资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怎么从过去偏重于审批、管理，转向服务，转向事中、事后的监管，存在着巨大挑战。从企业角度来看，怎么能增强在全球运作的能力，包括全球战略制定的能力，包括全球人才，内部管理体制，包括怎么能够在国际社会遵守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文化，都有很多新要求。

要实现对外开放新战略，非常关键的就是要有相应的的制度安排。我们称之为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它不是为了体制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实现的新的战略而制度改革，体制创新是“抓手”，是手段。所以，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必须紧紧围绕开放战略新目标和新重点来展开。

对中国而言，开放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总结过去30多年经验，开放除了促进国家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了发展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作用就是促进国内的改革。在三中全会文件中明确指出，要以开放促改革。所以加速我们在涉外经济体制里面的改革，对中国整体经济体的改革具有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