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经济转型中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基于人类固有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道德风险存在，一定程度增加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难度，进而导致政策调整成本加大。为减少道德风险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负面影响，需要进一步提高对经济转型阵痛的容忍度，增加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直至大部抵消其潜在与现实的收益，从而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阻碍

经济结构顺利转型

道德风险是信息经济学学术用语。所谓道德风险，指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同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或者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客观分析，只要存在监督或约束盲区，就会滋生道德风险。事实上，人类社会也无法彻底根除道德风险。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道德风险对经济转型的阻碍作用。

道德风险明显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如果将经济转型抽象为政府与企业的市场交易，那么政府经济转型目标就可能因为企业道德风险而难以顺利实现预期目的。在政府与企业关于经济转型交易的动态博弈中，政府与企业事实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政府需要企业配合实现经济转型目标，但企业转型存在巨大风险与成本，即使经济转型确实有利于企业经营，但涉及到经济利益“跨期选择”问题，往往在现实转型压力下，企业倾向于放弃即期转型主动性，因而政府与企业短期内不可避免将存在激励约束不相容问题。这个过程中，政府无法监督约束企业行为，在企业选择消极对待政府经济转型目标时，政府反而可能因为企业消极行为所引发的宏观经济减速压力，采取了减少企业理应负担经济转型成本的政策措施。例如，1996年，我国钢铁产量突破1亿吨，稳居世界第一。从那时开始我国钢铁产能过剩的争议就从未间断。国家也相继出台政策，控制钢铁产能无序上升。但考虑到部分城市钢铁产能调整过大将影响到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钢铁产能调整进展事实上并不显著。据中介机构统计分析，2014年我国第三批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的305家规范企业产能已经超过了11亿吨，加上未统计在内的200多家企业，产能或许超过12亿吨。如果按照2013年8.3亿吨粗钢产量来算，产能利用率还不足70%，远低于欧美日韩等其他国家。

道德风险会增加

政策调整成本

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又同时避免结构转型阵痛引发宏观经济明显减速，政府理应出台结构调整政策来平抑经济转型波动阵痛。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并不完全响应政策调整方向并利用政府政策优惠来缓和自身转型压力，反而可能存在利用政策优惠进行套利，一定程度降低了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例如，2013年四季度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由市场机制内在推动的自发调整，楼市成交量明显萎缩。为稳定宏观经济增长，今年以来国家连续出台若干优惠政策，以稳定住房消费，应该说取得了积极效果。但在政策执行期间，也发现少数城市住房交易价格快速上升，导致住房需求提前过度释放，而近期房地产市场疲软态势明显显现，最近，今年房地产市场最为火爆的深圳楼市就出现了明显调整。今年9月，深圳一手住宅成交3849套，环比下降32%，成交面积为38.9万平方米，环比下降33%，连续3个月下跌；二手住宅成交9881套，环比下降11.82%，也连续两个月下滑，跌幅约为39%。9月份北京楼市也出现了交易量明显萎缩的态势。稳定住房消费政策涵义，笔者理解是让住房交易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进而促进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逐步释放。稳定住房消费绝不是刺激住房价格上升。但楼市住房交易价格事实上却在上升。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2015年9月，我国百城房价指数环比上涨0.28%，涨幅较上月略有收窄。从涨跌城市个数看，房价环比上涨城市增至59个，比上月增加8个，其中涨幅在1%以上的城市达24个。住房交易价格上涨对住房需求释放的作用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显现，这与稳定住房消费政策导向存在一定程度冲突。

道德风险增加

经济转型风险

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地方政府而言，转型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企业转型成功固然可喜，但若转型失败意味着前期投入的彻底沉没。地方政府推动地方产业结构转型，也可能会面临因为企业转型阵痛而导致地方经济减速。可见，经济转型风险无法回避，需要各方勇敢面对。为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对某些产业实施了鼓励性措施，在财税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但因为政策优惠在技术、产品和规模上没有严格限制或规划，可能引发了社会盲目投资状况，进而增加了经济转型风险。光伏产业曾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国家政策鼓励与支持，但光伏产业盲目投资导致产能急剧扩大，远远超出市场需要，明显增加了所在地区经济运行的成本与风险。

从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分析，除了人性中利己主义之外，法制观念淡薄、契约精神欠缺、违法违规成本偏低、负外部性等是重要原因。为减少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需要社会各方提高对经济转型阵痛的容忍度，健全法制环境，增加违法违规成本，坚持既定经济转型政策目标不动摇，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推动微观经济主体主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