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

摘要：本文以4000多份网民的问卷调查样本为依据，对中国公众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的现状、特征及其起源进行了分析。根据分析，中国“左”、“右”派网民与西方国家的左右派在基础性政治心理特性上恰好相反，中国的左派相对于右派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威权人格特征、也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在对外态度上更为强硬和排外;而右派相比左派更关注社会公平、限制公权力和赞同后现代价值。从信息接触和政治心理两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影响和威权人格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均有明显影响。根据分析结果，作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源日益多元，个体内在的威权人格相对于外在的信息而言，对个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强。

关键词：威权人格 意识形态立场 网民 信息 左派 右派

引言

2011年的岁末年初，中国80后风云人物、当代作家兼赛车手的韩寒在其博客上连续贴出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话题一出即引发各方热议。然而，令人们始料不及的是，针对韩寒博文的批评和赞扬旋即演变为一场围绕韩寒作品真伪的大讨论，各方人士就其小说作品是否为韩寒本人亲自所作明显地分成两派并展开了激烈论辩和人身攻击。这场最初围绕事实真伪展开的网络大战，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从一开始的证据搜集和逻辑推理最终演变为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站队”问题——立场“自由”或“右派”的网民更多地选择了否认韩寒造假而立场偏左的人则认定韩寒作品是他人所为。围绕真假“韩寒”的网络大战数月后趋于平静，但这场争论不禁引发我们的思考：互联网为不同立场的公众之间开展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但这些对话让他们达成了共识还是让他们变得更为分化?人们在判断某一事实的真伪时，既定的政治倾向，或者具体来说，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更大还是其接收的信息(或者说“事实”)影响更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针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几乎空白，在国外也寥寥可数。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普通民众在舆论塑造和实际的政治社会领域的作用日益增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如何形成?与社会政治议题又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问题无论从学术研究角度还是现实的政策意义角度均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以中国网民为对象，对普通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起源进行实证分析，以图填补当前研究之空白。

一、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研究现状回顾

(一)概念梳理

意识形态是现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影响人们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重要变量。在中国大陆现代汉语的语义中，意识形态一直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汇，该词汇一般并不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学术概念来使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的特征是用幻想的联系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俞吾金， 1993：129)。然而，这种整体主义的、带有价值倾向的界定显然忽视了不同群体、阶级内部的个体存在的意识形态立场差异的可能性，难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分析当前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立场。为了能够从更为客观的角度分析普通大众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一个价值取向上更为中立和表述上更为严谨的定义。

从实证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基本是“二战”之后的事情。早期的相关定义过于宽泛且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并未将其与其他相似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康福斯(Converse，2006)对此批判地指出，“意识形态”在概念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被混乱使用的困境，因而主张采用“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这一术语，将之视为“一种因受到某些约束形式或者功能性互赖关系的影响而形成的观点和态度结构”(Converse，2006：3)。同样地，马林斯(W.Mullins，1972)认为意识形态是持有一定的历史观、对未来社会发展形成认知与评价以及计划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持、改变或改造当前社会的一种逻辑连贯的象征体系。汉密尔顿(Hamilton，1987)梳理了以往学界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相关文献，抽取出其中所涵盖的27种组成要素或定义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该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共有的规范性的观点、信念和态度，提倡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模式，或者旨在证明某种行为模式的合法性。

综合以往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理解为“一套有关什么样的秩序才是社会的正确秩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秩序的信念体系”(Eriksonand Tedin，2003：64)。持有同一意识形态立场的公众往往容易在特定的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同的政治派别在政治态度和政治理念方面则会表现得泾渭分明，在持有异议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并且还会在政治光谱的位置中得以充分体现(Nie and Andersen，1974：541)。

“左”与“右”是人们在论及意识形态时使用最多的一对词语。在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构成的政治光谱中，“左”与“右”处于两极，用于指代人们对理想的政治世界和现实政治中的特定议题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态度倾向。一般公众囿于时间和精力等条件的限制无法全面地了解相关的政治议题和政治信息，而意识形态标签便为他们理解政治生活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捷径或启示性的帮助，这不仅可以促进政治沟通与信息交流，还能够有效满足公众形成舆论和进行决策时的信息需求，从而做出合理的政治评价和选择(Zechmeister，2006)。因而，“左”与“右”便如同政治世界中的指南针，帮助个体在特定的政治活动空间中定位自己，从而更为明确自己的政策立场和投票选择，从中便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于政治行为(如投票行为等)的预测作用。

那么，意识形态具有何种特定的内涵呢?目前国内外流行很多意识形态流派，这些流派因时间空间其主张也会有所变化，大多数流派的主张主要是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维度上存在着差异。一般来讲，在西方国家，左派往往较为激进，主张国家干预和建设“大政府”，推进社会平等和福利国家建设，对社会底层民众抱有同情，因而往往与“平等”、“进步”、“变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词汇相关;而右派则相对保守，认同习俗、纪律和秩序，坚持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支持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反对政府干预和高福利。“秩序”、“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保守”和“法西斯主义”等往往成为右派的标签。

但是，意识形态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博比奥(Bobbie，2012)指出，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左”与“右”的涵义会因时间的变迁和国别的差异而发生演变。他主张，“平等”是“左”与“右”在各种不同议题上态度差异最大的议题，左派强调平等的结果，而右派则注重机会的平等并承认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合理范围内的不平等。史密斯(Smith，1990)对美国二战以来的意识形态发展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保守主义而言，总体上变得更为自由，或者说更加偏左，其内涵也有所变化。埃文斯和怀特福德(Evans and Whitefield，1998)梳理了苏联解体前后左-右意识形态立场随着政党体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历程。在解体之前，苏联将自己定位为“左翼”政体，将政权反对者视为“右倾”势力，将其支持者看作“左派”势力。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左”翼指支持改革的亲市场、民主和自由派人士，“右”翼指维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制现状的群体。苏联崩溃后，1993年至1996年间，俄罗斯的左、右翼在人口基础和关注的议题上均经历了变化。

中国的“左”与“右”的内涵也同样具备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的特点。中共在战争期间以及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往往和“冒进”、“激进”、“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右”则往往与“投降”、“保守”、“妥协”、“资本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后，“左”、“右”内涵有了一些变化，左派往往被认为是阻碍改革开放、支持毛泽东体制的保守派，而右派则被认为是支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改革派或进步势力。在知识精英和学术界，左、右之争自1990年代以来逐渐公开并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朱学勤，2000;徐友渔，2006，2012;谢岳，2003;高超群，2011)。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当今许多知识界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左右立场上已不再遮掩，而大众中间的左、右分化也迅速显现。但是，当今中国大众层面的左、右派是否和精英层面的左、右派具有相同的心理特征和政治态度?左右派是否也像前苏联和俄罗斯那样发生过转移?对此，我们仍不得而知。

(二)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

意识形态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对此，国外学者研究较为深入且广泛。通过梳理这些文献，我们认为影响意识形态立场的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心理(或人格)动机论、信息接触论和基因遗传决定论。

1. 威权人格论

威权人格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便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逐渐开始探讨这种特殊的人格特征与政治社会态度乃至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所在。阿多诺等人(Adorno，et al., 1950)于1950年提出了以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社会心理为基础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概念，并把它运用在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之中。他们指出，个体的信念体系是“人格特点的反映，而不仅仅来自于意识形态环境的杂乱无章观点的整合”(Adorno，et al., 1950：176)。之后，诸多学者也对该问题做了较为细致且深入的研究，大多主张威权人格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表现在，该特征较为明显的公众往往更为偏右和保守，支持现有政府;反之亦反。奥特迈耶(Altemeyer，2006)是研究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立场关系的代表性学者。他将右翼威权主义(Right-WingAuthoritarianism，简称RWA)作为新的人格特征重新对“威权人格”进行了阐释，主张这种人格主要由三种核心要件构成并协同发挥作用，即威权式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 对于权威持不加批判的服从态度)、威权式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 针对不服从于现政权者和规范违反者的攻击倾向)和传统主义(Conventionalism: 坚持传统规范与价值)。奥特迈耶的研究也显示，威权主义追随者主张权威高于法律，机械地仿效和接受权威的任何主张和信念，教条而不知变通，思考时缺乏逻辑甚至观点还会自相矛盾;在文化上坚持保守主义态度，会坚决捍卫权威所倡导的规范与习俗，遵从“男尊女卑”的传统家庭结构。不过，奥特迈耶(Altemeyer，2006：9)也指出，威权人格并不必然和右翼相联系，而是因为在北美持有左翼威权人格的人极少，因而将威权人格称为“右翼威权主义”。他还认为，右翼威权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Social DominanceOrientation，简称SDO)构成了威权人格的两个方面，右翼威权主义主要表现为威权式服从，而社会支配倾向则表现为威权式支配。反映在具体的人格特征方面，又可以区分为服从性和支配性两种人格。其中服从性人格(The Submissive Personality)主要体现为甘于效仿并服从于权威的统治及其确立的社会规范，而不会诉诸独立而批判性的评价，并且其观点往往未经整合因而表现出不一致性;支配性人格(The DominantPersonality)主要以群体间关系是平等的还是分等级的为主要特征，亦即某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期待支配外部其他群体(1998)。奥特迈耶进一步指出，当一个社会中具有“社会支配倾向”的精英和具有“右翼威权主义”特征的大众联盟以后，那么“两股势力被锁定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将整个国家带向死亡漩涡”(Altemeyer，2006：176)。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都认为个体的人格特征与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特定的人格特征决定了其所持有的自由/保守的政治倾向。卡尼等人(Carney，et al., 2008)从左-右倾单维意识形态结构出发，以大五人格结构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探究了70余年来有关人格特征和意识形态立场关系的已有理论和观点，发现这些研究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较强开放性人格特征的个体往往会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倾向，责任性较强的个体则会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立场;而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则与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另外，以乔斯特(Jost，2006)为代表的心理学家认为，人格与环境变量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需要从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从认知动机的心理机制出发，认为人们根据其动机性需要对自由/保守意识形态倾向进行选择，当个体的生存性动机增强时，即对于环境的不安全感增强时，就有可能转换为支持保守主义，因而在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保守或右翼派别的领导人和政策更容易获得支持。

但是，人格特征塑造了政治态度的论断并非学界的共识，有学者(Verhulst, et al., 2010)指出将人格特征与左-右意识形态划归为前者引发后者的因果关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费尔哈斯等人(Verhulst，etal., 2012)认为这些研究误把相关关系当作了因果关系。按照他们的分析结果，应该是二者共同受到了潜在的基因遗传因素的影响。总而言之，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将威权人格特征等因素视为意识形态立场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心理学视角的分析一直在意识形态研究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多的中英文文献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国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实证研究成果。

2.信息接触论

在个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除了人格特征的影响之外，信息接触则被认为是另外一大因素。这一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与他人交流、媒体接触等各种途径习得政治知识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政治倾向。因此，能够接触什么样的信息对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至关重要。通过控制民众接触的信息来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几乎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存在、在这方面，媒介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是该流派的代表性理论。李普曼最早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就指出，新闻媒介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起着核心作用。而“议程设置”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则由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提出(McCombsand Shaw，1972)。此后他们积累的研究证据总体而言支持其假设，即“新闻记者确实深刻地影响着受众心中关于世界的画面”(麦库姆斯，2008[2004]：19)。

不少学者认为，媒体和精英如何看待和表述某一舆论话题，即媒体、精英话语对于大众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被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框架”往往通过选择性报道、措辞、修饰语、图形或形象、因果解释和道德评价等方式对某一议题提供一种主导性视角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议题的评价，“以便促成人们对某一议题或问题予以定性、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处置意见”(Entman，1993)。以美国人为调查对象的大量研究也都证实了媒体、精英、党派等可以通过“框架”来影响普通公众的政治倾向(例如：Isenberg and Daniel，1986;Chong，1993;Mutzand Diana，2002;Druckman，2001;Druckman and Nelson,2003)。但是，媒体框架在中国存在?它是否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倾向?

在威权国家，政府通过控制信息来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是常见的做法。但是，威权国家并不会完全控制政治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传媒业在历经了商业自由化改革之后，大量的非官方媒体应运而生，中国公众接收信息的倾向和偏好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斯托克曼(Stockmann，2010)通过实证研究后指出，公众对于在商业化改革过程中应运而生的非官方媒体的信任度更高，因而公众也更加倾向于从非官方渠道获取政治信息。近年来，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微博、论坛、博客等新兴的网络平台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空前增加。互联网由于其自身特点而较少受到官方的严密控制。不仅如此，当传统的电视、报纸等平面媒体刻意对一些信息讳莫如深甚至避而不谈时，公众便会更加依赖于网络媒体、小道消息等非正式渠道来获取相关信息，并进一步形成其对于某一议题的认知与观点。因此，即使是在政府对互联网信息采取了各种管制措施，当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多种非官方信息渠道，这些渠道为公众，特别是网民提供了许多和官方媒体信息有很大差异的非官方信息。最近的研究显示，对互联网信息、小道消息的接触，使中国公众在诸如政治支持等政治态度上出现了差异，这些信息渠道的出现给政治支持造成了负面影响(Lu，2013;Zhu,et al.，2013)，媒体信息所内含的“框架”会影响公众的政治支持也在一些研究中被证实(Tang and Huhe，2014)。不过，信息接触是否也对中国公众的意识形态立场产生影响，目前尚无相关研究出现。

3.遗传决定论

与传统的两大理论——威权人格论和信息接触论相比，遗传决定论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2005年，奥福德等人(Alfordet al.，2005)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们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果表明，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变异可以在40%-50%的程度上用遗传因素予以解释，并且主张基因在决定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远远胜于环境或者社会化的作用(譬如父母的影响仅为11%)。该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不小的争议。查尼(Charney，2008)、史密斯(Smith，etal., 2012)、费尔哈斯(Verhulst, et al.，2010;Verhulst, et al., 2012)等人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研究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不过，相较于前两种研究取向，遗传决定论尚未成为主流。

上述有关意识形态起源的研究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研究大多以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背景下的民众意识形态立场为研究对象，而这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当前民众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则仍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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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以4000多份网络调查问卷为基础，对中国网民的左右派在心理特征和社会议题方面的态度进行了素描，并对网民意识形态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两点：

1.本文首次发现，和右派相比，中国的左派网民在心理上更具威权人格特征，更加保守和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也更为抵制后现代社会价值观。相比右派，左派表现得更加“爱国”、其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强，也更为排外。而右派相较于左派，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更为支持对权力进行制约。可以说，不管是心理人格层面还是在对待社会政治议题上，左右派在大部分领域，均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分析结果也显示，中国的左派和西方的右派在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大体相似，西方的左派和中国的右派大体相似，但是他们所支持的具体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却大不相同。因此，中国的左右派与西方的左右派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相反，确切地说应该是存在重大差异。从分析中也可看到，中国网民的立场和观点的对立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并且这一现象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可能会日益加重。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左右派也经历了前苏联、俄罗斯那样的转变，当今中国的左派与民国时期的左派、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存在历史的纽带，但是仅从心理特征来看，他们和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左派却存在着很大差别甚至截然相反。简要但可能不够精确地讲，当今的左派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保守的、因循守旧的，但是民国或者毛泽东时代的左派却是激进的、反叛的。这种心理上政治上的蜕变可能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左派和他们追随的左派前辈们已经成为性格迥异的两类人了。

2.针对中国大众左右派的形成原因，本文从信息接触和人格特性两个理论视角进行了实证的检验。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根据我们的分析，威权人格在个体左右派立场的形成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大众的左右立场的选择，而且还影响了个体对来自不同渠道信息的接收和接受程度。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媒体已然分化为官媒和非官媒两类媒体，官方媒体强化了那些具有左派倾向的公众的既有立场而非官方媒体则强化了那些具有右派倾向的公众的既有立场。我们推测，当信息渠道和信息自身的倾向都变得更加多元时，个人的心理特性对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会变得更大，个体对不同信息渠道和不同性质的政治信息的选择，将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它们。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我们也有如下启示：首先，今后在很多“事实(或信息)”的认定和政治社会问题的评价和判断上，网民乃至舆论内部都可能出现争议甚至尖锐对立的情况。由于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体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意识形态分歧又很大程度受个体心理特性的影响，因而通过把信息渠道单一化和信息自身倾向一元化来达到消解分歧的尝试，其效果可能有限。其次，当今中国的左派网民乃至左派公众由于其固有的保守性，或许很难成为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从心理和思维特性上，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反对改变现状的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碌碌无为。由于左派具有明显的威权人格倾向，对政府权威有着更强的服从、依赖心理，因此当现政府主动开始推动改革时，他们便可能因为支持政府而赞同改革，在舆论塑造和传播中发声。作为左派政治精英的忠诚支持者，左派大众也可能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与精英们遥相呼应，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公共舆论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是以网民意识形态立场作为因变量展开的研究。然而，本研究对作为自变量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和参与行为、如何塑造公共舆论等问题尚未做分析。这也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很多空间。不过我们预期，意识形态立场在互联网时代已然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将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抽样的原因，本研究的结果未必能推广至全体中国公众和左右派各界社会政治精英。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研究是在中国互联网已经比较普及，普通公众拥有有限的信息渠道选择权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这一结论在单一信息渠道的封闭社会或者信息可以自由传播的社会条件下能否成立尚不可知。对于本研究在测量指标、样本抽样等方面的局限，我们也将在今后逐步完善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