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我国的环境污染，再不治理就无法逆转了

  博主按：这是我最近(合作)写的唯一的书评。而我们评论的这本书甚至都不是社会科学类的著作，而是一本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纪实报道的作品，《汤姆斯河》。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用“严峻”来形容可能都不够，而是可能到了“再不治理可能就在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都无法逆转”的地步。

因此，特别感谢《汤姆斯河》的中文版译者，(从未谋面的)王雯老师能够在我国的翻译费普遍低得“让译者没有尊严”的情况下， 本着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深切关怀翻译了这本“厚重”的书。也高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王巧贞编辑给我这个机会和王雯老师合作写这么一个书评。

如果说《汤姆斯河》的中文版有任何显著的不足的话，那就是应该有一个关于化合物和化学结构的索引(index)。这本书对于我这样受过一点生物化学的人都有些费劲，特别是没法把化合物的中文译法和化学结构以及化合物的英文对上号，让人读起来颇为费劲。而化合物和化学结构的索引显然也对我们关注我们每天面对的化合物有所帮助。

删减版(实在是删的有点惨不忍睹)发表在(深圳的)《晶报》的环保专栏上。标题是

“从美国流到中国的“汤姆斯”河”

链接如下：http://jb.sznews.com/html/2015-10/25/content_3367681.htm

《汤姆斯河》：从美国到第三世界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

王雯(天津理工大学，《汤姆斯河》中文版译者)

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瘠小镇，因为一家大型化工厂的到来而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化工厂入驻小镇的最初几年，居民们享受着化工厂为他们带来的就业和收入，持续升值的房产，不断改善的公共设施，以及安逸的生活。与此同时，掩蔽在密林深处的化工厂也在享受着民众对它的信任和政府对它的保护，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肆无忌惮地向周围排放污染。而一向缺乏存在感的镇政府也在享受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稳定与繁荣，对于密林深处那些肮脏小秘密，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挖掘……在这样的集体狂欢延续了二三十年之后，居民逐渐发现身边的癌症病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他们一出生就患上了致命的癌症。

这样的故事似乎更像是每天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上演的故事。不，你猜错了，这是一个发生在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而且是环境运动如火如荼的美国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正是2014年普利策非虚构小说奖获奖作品Toms River(《汤姆斯河》)一书的故事，作者是美国著名环境记者，现任教于纽约大学阿瑟·卡特新闻学院的丹·费金(Dan Fagin)。

故事

1949年，一个隶属于汽巴-嘉基公司(CIBA-Geigy)的大型化工厂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迁到了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此前毫不起眼的小镇，即，今天的汤姆斯河镇的镇上。汽巴-嘉基公司吸取了它在辛辛那提市的教训，将工厂建在了密林深处，但却离汤姆斯河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它就可以直接向密林和汤姆斯河排放大量的污染物。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汤姆斯河镇上的供水系统第一次检出了化学污染物。但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为镇上居民供水的水务公司始终没有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而汽巴化工厂对此的应对措施是十年后修建了一条排污管道，将一部分原本直接排入汤姆斯河的污水改道直接排入大海。

1979年，迈克尔·吉利克出生，三个月后他躺在了切除肿瘤的手术台上，但手术无法取出已经牵连到肾脏和心血管的肿瘤。其后的三十余年中吉利克一家都在与病魔和可能的污染源进行斗争。而此前，汤姆斯河镇上的居民，包括汽巴-嘉基公司化工厂的许多员工，早已在默默承受工厂对环境的污染所带来的恶果，从无法入口的地下水到难以忍受的空气，到闻不到看不见的其它污染结果。

1984年，汽巴-嘉基的排污管道在镇中心的部分发生破裂，从而让汤姆斯河镇和汽巴-嘉基的化工厂进入了美国全国性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视野。同年，“绿色和平”开始介入汤姆斯河镇的环保问题，试图堵塞汽巴-嘉基公司通向海底的管道排污口，并催生了此后汤姆斯河镇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但直到1991年，汽巴-嘉基才关闭了它通向海底的排污管道。

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关于汤姆斯河镇儿童癌症集群的调查正式启动。这项历经六年耗资巨大的研究，最后却只能确认部分癌症有集群现象，而可以与污染物分布联系起来的仅一种。同期，患儿家庭针对汽巴-嘉基之间的诉讼以和解告终，赔偿金额至今未被公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家庭的获赔数额并不相等。

1996年，汽巴-嘉基公司无视它之前给汤姆斯河员工在当地建立新的制药车间的承诺，完全关停了本已严重萎缩的染料树脂生产，汽巴-嘉基从此全面撤出汤姆斯河镇。除了三十余个清理地下污染的岗位之外，汽巴-嘉基辞退了其他所有的员工，包括许多为工厂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至此，汽巴-嘉基化学公司在汤姆斯河镇上的故事画上了句号。

但是，汽巴-嘉基化学公司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和其它的跨国化工企业一样，汽巴-嘉基在关闭了它在发达国家的高污染工厂的同时，早已将这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公地的悲剧：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

毫无疑问，在汤姆斯河镇的悲剧背后，汽巴-嘉基化工是加害者，也是受益者。它们通过非法排污，为公司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同样，那些和汽巴-嘉基化工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是间接关系的汤姆斯河下游的居民都是受害者。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复杂了。那些汽巴-嘉基化工的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似乎既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工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相对不错的工资以及这样的工资能够带来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危害性极大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而他们的家属一方面需要汽巴-嘉基工厂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也同样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给他们的心身带来的危害。汤姆斯河镇的其他居民似乎也同样既是是受益者又是受害者。这些居民尽管不直接和汽巴-嘉基化工厂打交道，但是，他们许多人都是汽巴-嘉基化工厂给这个小镇带来的“繁荣”的短期受益者，虽然最终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因此，在小镇和汽巴-嘉基化工的交涉和斗争中，许多工人和居民的内心是矛盾的。当诉讼开始，原本团结一心与化工厂斗争的病患家属们不再能聚合在一起了，因为他们中有的通过了科学的严格检验被官方划入污染受害的行列，有的却没有。而当汽巴-嘉基最终决定关停工厂的时候，那些早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工厂，因而在环保抗争中曾经出于自身利益而力挺工厂却最终还是失业的工人们寒透了心。

而那些在汤姆斯河镇下游的城镇呢?他们显然视汽巴-嘉基化工为加害者，但他们同时也责怪汽巴-嘉杰化工的工人们、他们的家属以及汤姆斯河镇的政府没有更早地揭露工厂的黑幕，从而让汤姆斯河镇下游的许多城镇的环境都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

救赎背后的科学：难道我们一直要等到铁板钉钉的证据么?

《汤姆斯河》还有一个副标题：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可直译为“一场科学与救赎的故事”。但是，这个副标题其实有很强的误导性，因为它似乎暗示，整个的救赎过程是主要凭借科学完成的。这其实不是作者的本意。全书的叙事表明，救赎过程主要是凭借普通民众的觉醒和抗争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完成的，科学和科学家们只是为这个民众的自我救赎过程提供了一部分证据而已。事实上，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和科学家们追求铁板钉钉的证据延缓了救赎的过程。

因此， 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难道我们一直要等到铁板钉钉的科学证据才能够开始保护我们的环境么?

首先，我们想声明，作为长期接受自然科学训练的人士，我们对科学的支持是毫无疑问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本书的作者丹·费金的立场也是如此。但是，和本书的作者一样，我们都质疑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要等到一个地方的环境污染已经在当地或附近的居民的身体上得到显著的体现，而且要等到有科学的铁板钉钉的证据才行动起来。

让我们用这样一个思维实验来思考这个问题。环境污染的危害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当地或附近的居民的身体上得到显著的体现。换句话说，在我们能够看到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显著的危害时，某些危害已经在蔓延和积累。而即便我们看到了环境污染对人体的显著的危害，要获得科学意义上的铁板钉钉的证据又有多困难?答案是：非常困难。

就拿汤姆斯河镇的故事为例吧。显然，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怀疑，汤姆斯河镇上许多居民，尤其是儿童的奇奇怪怪的癌症背后的一个主要元凶是来自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污染。

但是，要从科学意义上确立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污染和这些奇奇怪怪的癌症之间有严格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截止成书之时，全美多年来进行的居民区癌症集群调查有几百项之多，而真正识别出确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癌症集群的调查只有五项。而这五项中，能够将某种癌症集群与某些化学污染联系起来的只有两项，汤姆斯河便是其一：在汤姆斯河众多罹患癌症的人群之中，只有女童白血病的发病率升高与污染的关系通过了病理统计学的苛刻检验。

而其他的癌症集群，要么因为样本不够(即，实际的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都不够多)，要么因为此前的证据没有被收集和保留或者其他干扰因素，无法通过病理统计学的苛刻统计检验。事实上，即便当地居民的数量足够大(即，实验人群足够大)并且保留了足够的证据，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确定某种具体的污染物和某种具体的癌症或者其他病变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因果联系。这背后的道理是：从癌症和其它病变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机理的角度来看，同一种污染物，完全可以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基因差异，成长经历和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导致非常不同的病变。

这些重重困难都指向一个结论：在环保这个问题上，不能拿我们自己做实验。

怎么办?不要让《汤姆斯河》成为中国的未来

汤姆斯河的故事“过去了”，却没有“解决”：故事只是从汤姆斯河镇迁走了而已。

汤姆斯河的故事其实早早就来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绝大部分政府官员、老百姓甚至科学家都不知道环境保护的“改革开放”前，汤姆斯河的故事就一直在中国上演：中国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发展化学工业。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成为潮流和政绩，许多跨国化工公司的工厂也来到了中国， 也就带来了它们的污染。

事实上，汤姆斯河的故事中的主角，汽巴-嘉基化工早已来到了中国。而在这一过程中，汽巴-嘉基化工也早已改头换面：它已经变成了至少三个公司。原来属于汽巴-嘉基化工的制药业部分通过和Sandoz(桑多斯制药)合并后变成了如今的Novartis(诺华制药)，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而桑多斯制药成为了诺华制药的子公司之后专门负责非专利药的生产。汽巴-嘉基化工的特殊化学部门最终被德国的巴斯夫化学(BASF)收购，成为巴斯夫的子公司。汽巴-嘉基化工的农业部门则和另一家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的AstraZeneca(阿斯利康)的农业化工部门合并形成了Syngenta(先正达)。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汽巴-嘉基肆无忌惮的向河水中倾倒未经任何处理的染料废水时，它的所作所为甚至在美国和宾夕法尼亚州都不能算是违法。几十年后，全世界的政府都设置了各自的污染排放标准和污水处理程序，民众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充满了警惕。而由汽巴-嘉基演变而来的诺华制药也俨然成了绿色化工企业。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周围就足够了。

我们该怎么办?显然，在我们要求化工企业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普通公民都需要行动起来。

毫无疑问，除了汽巴-嘉基化工厂本身无视它对环境的破坏之外，汤姆斯河悲剧的另一个首要原因在于政府监管的不作为。无论是化工厂向土壤中浇灌污染物时的监督，废弃农场污染后的清理，还是城市供水系统检查出不明物质后的处理……任何一个环节中政府如果能多做一步，某些糟糕的结果都可能被避免，或至少被避免一部分。

这背后其实还是一个责任和成本如何分摊的问题。显然，企业总是先尽可能地不在环保上投入，或者少投入。但地方政府绝对不是无辜的。一方面，当地政府需要工厂带来的就业机会、税收以及其他的间接收益。但是，许多时候，政府却和企业一样不愿意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成本。因此，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只要它愿意接受一个有可能污染环境的企业，那这个政府就必须承担起一部分保护环境的责任和成本。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一个地方政府对一个有可能污染环境的企业的优惠政策必须在企业确实履行了它对保护环境的责任之后，才可以兑现。关于这方面的政治和政策问题，特别需要环境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更加密切合作的研究。

那作为公民的我们自己呢?就这个问题，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之外，我们并没有特别好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面临汤姆斯河的居民们面临过的道义犹豫。我们都想享受蔚蓝的天空，清洁的水源，甜滋滋的空气和风景如画的绿地。但是，我们其实又都只是想自己享受就可以了。至于一两百公里之外的地方的民众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们其实都是不太关心的。

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们自己思考。我们也和大家一样，继续我们的思考。我们坚信，只有我们的绝大部分公民都觉醒了，中国的环保事业才会有真正的转机。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觉醒了的我们来监督他们。遗憾的是，至少在环保问题上，绝大部分中国的地方政府都不希望有公民的参与。

最后，《汤姆斯河》一书运用的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书中除描述小镇救赎故事的主线之外，还穿插了丰富的科学发展历程，领域涉及化学工业、化学工业史、环境流行病学、生物化学、癌症病理学等等。这对中国新闻调查记者的专业水平也构成了相当的挑战。我们怀疑，中国的环境问题记者是否能够写出一部类似的环境深度调查报告。

中译本的不足

《汤姆斯河》是一部沉重的书，也是一部厚重的书。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未受过相当相关领域的训练的读者来说，阅读都是一个挑战。而要翻译这样一本书就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幸好，本书的译者王雯女士是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她持有环境科学博士学位，并且显然对环境保护有坚定的信念。

但是，本书的中译本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不是翻译问题。最明显的恐怕是，尽管本书出现了大量的化学(含化合物)、化工、生物化学、癌症病理学的专业词汇，中译本却将这些词汇的英文全部删除了，更不用说提供书中出现过的化合物的结构式了!

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利于读者，特别是有心想进一步学习的读者的阅读和学习。因此，我们希望，以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再版的时候，应该加上一个中英文对照的词汇表，并且将所有出现过的化合物的结构式一一列出。

结语

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他的多个访谈中，《汤姆斯河》的作者丹·费金都表现出对中国环境的关注。他在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BC)的访谈中说：“我现在很担心中国那些远离沿海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之外，大部分的生产都是在那里进行的。那些地方应该受到监督，应该有管理。而令人不安的是，如今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癌症村’的说法，有很多业余的流行病学调查。但愿借着发达的网络，我们能够交流大量的信息，从而帮助中国避免我们曾犯下的错误。消息总是有的，我们知道情况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如何去防患于未然。”

只有我们一起努力，才有可能让丹·费金的担忧最终不会在中国变成现实。但愿还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