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林: 赵超构为什么“少说为佳”
高集同志：
信和报纸收到，似较过去的试版有进步。主要是耐读，每版都有二三篇可读的。副刊和文摘、广？（不可辨认，应是告字）等不仅适合海外，也适合海内。可能国内销得比海外多吧。嘱写稿，我这两天正好有空，抽出两个半天坐在案前呆想，总是写不出。“望海楼”性格不明，不知道要什么货色。这篇文债一定还，我要等下月看过几篇“望海楼”之后，再进去逛逛。如果是试版上的“山君入农家”这样的文章，似乎是对台宣传稿，我来写是比较吃力的。总之，下月再写吧。今天惊悉华罗庚去世于讲坛，上次关在汉死于命笔之际，刘公思慕也是写文章出了事的。因此，我最近也惯于对号入座，看到报上死了一个人，我就联想到自己的心绞痛，因而太伤脑筋的文章就不“敢”拼命写。贪生怕死的心情只好与老友谈之，后生小子们是不能理解的。上海已入黄梅，阴阴阳阳，半阴半阳，气闷之至，各报都在“大换班”，也有点黄梅天气一样，新民也不例外，《大好时光忙些啥？》我觉得有许多不必要的“忙”偏是自己找出来的。忝为老朽，当然以少说为佳。匆复并致意于高汾女士。
赵超构 十四日
这是上海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写给高集的一封信。落款时间只有日期，没有年份和月份，信封上的邮戳，也模糊不清。年份好办，很快认定是1985年。但究竟是几月？却费了一些工夫。我开始以为是7月，因为海外版是7月1日正式出刊的。后来，给新民晚报李天扬兄看过初稿，他说应是6月。理由是，“华老逝于6月12日。而且，上海6月是黄梅天。7月，就是酷暑了。”他还认为，赵超老评价的这份（或几份）海外版，仍是试刊，他是说后期试刊比先前试刊有进步，不是和正式出刊作比较。正式出刊，就不必寄了。天扬兄说的很有道理，采纳他的说法。
我的岳父高集（1920-2003），是资深报人。早年在《大公报》担任记者、采访主任、驻京办事处副主任。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高集任社务委员兼编辑主任。1950年4月，由范长江介绍到人民日报工作，历任文教组副组长、政法组副组长、西方部副主任、国际部副主任。1985年，海外版筹备期间，和谭文瑞、余焕椿、徐麟同任领导小组成员。1985年7月1日正式出刊后，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言论和副刊，直至1988年离休。
人民日报海外版筹备期间，高集曾亲赴上海，召开座谈会，并登门拜访，动员上海的老朋友们为海外版写稿。赵超构是高集的几十年的旧友，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就很熟悉。虽然赵超老当时已年过古稀，也受到邀约。报纸每次试刊，高集都给赵超老寄样报征求意见，并请这位名满天下的老报人赐稿。这封信，是老人家收到第二批试刊后的回信。
赵超构（笔名林放），浙江省文成县人。早年就读于温州艺文中学，瓯海公学和省立十中，都因参加爱国运动被迫退学。民国18年（1929）赴日游学。民国23年（1934年）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毕业，受聘于南京《朝报》任编辑、记者，开始撰写新闻评论。民国27年（1938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后进入管理层。抗战期间，积极参与新闻、文化界救亡运动，著有《战时各国宣传方案》。1949年后，除了继续担任《新民报》社长，还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还担任过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顾问，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等，是文化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陪都时期，是赵超构的高光时刻。他最著名的一次采访是1944年，参加记者团访问延安，随后撰写了十几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重庆和成都的《新民报》连载，当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又再版三版，轰动一时。这本书由陈铭德、张恨水作序，成为反映那篇神奇土地的佳作。《延安一月》是赵超构的代表作，正如陈铭德在序言中所说：“更使我们满意的，是作者具体的提供了一种立言的态度。对于延安事物，虽然有时是介绍，有时是批评，但自始至终，看不到有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
赵超构集报人、作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却是他的杂文。他从1943年开始在成都《新民报·晚刊》开辟《未晚谈》杂文专栏，一直持续到上海的《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一直没有停止杂文的写作。《未晚谈》是他的专栏，也是他的名片。他有一本杂文集，书名就叫《未晚谈》。他一生写政论杂文近万篇，绝大部分是杂文。他的杂文，卓然不群，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篇幅短小，酣畅淋漓。读他的杂文集，令人想起王羲之《兰亭集序》里的话：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举凡政坛风波、烽烟战事、万邦动态、市井琐闻，无不入其法眼，而发为评论，皆中肯綮。
高集无疑是想借助赵超老的这支椽笔，为新创刊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增光添彩。但是，1985年的赵超老，已然75岁高龄。他会答应吗？
让我们仔细看看赵超老这封信是怎么说的。
开头说了些客套话，接着，他说写些什么，还没有考虑好，要仔细想想，但是答应：“这篇文债一定还”。下面的文字有点伤感。他举了几个例字，华罗庚、关在汉、刘思慕这几个老人匆匆离世，都与劳累有关，他不得不有所顾忌，“太伤脑筋的文章就不‘敢’拼命写”。接下来的话就有点意思了。他说：“上海已入黄梅，阴阴阳阳，半阴半阳，气闷之至，各报都在‘大换班’，也有点黄梅天气一样，新民也不例外”。这是说什么呢？“黄梅天气”的特点，是阴阳不定，令人气闷。“各报”“也有点黄梅天气一样”，不是暗示报界也让人“气闷”吗？这时，他提到了《大好时光忙些啥？》，这显然是一篇文章，因为用了书引号。这是篇什么文章？似乎是人民日报的一篇著名评论。当时我也在人民日报工作，所以还有点印象。但为什么老人家在这封信里提到这篇文章呢？我决定做一番考证。
先查了百度。没有找到关于这篇评论的出处。但意外发现，我的研究生同学、做过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后来升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于宁出过一本书，书名正是《大好时光忙些啥》。这本书于1997年10月1日出版，是一本理论随笔集。我猜想，既然书的著者是于宁，书名又是人民日报的那篇评论，那么，这篇评论的执笔人一定是于宁兄。
本来可以直接问于宁兄，但他大我几岁，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我请原报社的一位同事，也是人民日报史研究专家祝华新帮我检索一下文章发表的确切日期。他很快反馈，刊发时间是1985年5月30日 ，版次是头版重要位置。此文的发表，距赵老写信，才过去一个半月。可见反响不小，余波未息，让赵超老记起并顺手引用。
评论文章不长，680多字。主题正如标题标示，是对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工作作风的语重心长的问询和提醒。
现在看，这篇文章，态度温婉，语气和顺，并无疾言厉色，指出的问题也不涉政治立场、态度，不过是一般性的批评，我甚至认为，并没有什么值得大力推崇的理由。
请看下面几段文字：
“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时间老人对每个人的赠予十分公平。时时日日月月年年，每个人对时间老人的回赠却大不相同。大好时光忙些啥？谁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更应该多想一想。
“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都很忙。可是忙法不一样。……有的同志却是另一种‘忙’：忙于开各种不解决问题的会议，忙于搞不疼不痒的文件，忙于参加各种‘内事活动’，忙于部署应付检查、参观的表面文章，……
“他们是有效地利用时间，还是无谓地耗费时间，都会影响成千成万人。
“在改革中，各种实际问题、政策问题、思想问题纷至沓来，迫切需要正确解决。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加强责任感，改进工作作风，跳出‘文山会海’，深入实际，认真研究，慎重决策。
“让我们翻翻自己的记事簿——忙了些什么？成效怎么样？再查查今后的日程表——准备忙些什么？其中哪些事需要增加时间、多花气力？哪些事应当减少时间、甚至免掉？”
评论对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愿动脑筋解决实际问题，只想偷奸耍滑做表面文章的作风是一种鞭策。但是，这些毛病，说实话，并不是干部队伍的主要问题。但即便如此，这些问题也并非小恙，而是痼疾。试看，从上世纪30年代延安整风开始，到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发布过多少文件，反对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但是效果如何？
对这些问题，赵超老想必有深切体会。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他写了100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大多比这篇激烈。其中《先锋何在》，批评新闻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锋。毛泽东看后，不太高兴，但毕竟念旧情，称他是“我的右派朋友”，保了他，使他幸免于难。但文革爆发，他这个“漏网大右派”挨整5年。
这篇《大好时光忙些啥》，引起赵超老同慨，是很自然的事。他说，我觉得有许多不必要的“忙”偏是自己找出来的。后面，是这封信的最后一句：“忝为老朽，当然以少说为佳。”
这句话，看似平淡，涵义却极深。仔细琢磨，里面大有文章。但赵超老却不想说了。是年，赵超老75岁。他说了一辈子，可能累了，也可能看透了，不想说了。依然是“未晚谈”的笔法，不必说穿，点到为止。
今天，读赵超老的这封信，仍然让人感慨万千。
最后说说，赵超老践诺没有，他给“望海楼”写文章了吗？可以肯定是写了。多年前，为了写我岳父母的传记，我查过那几年的报纸，在“望海楼”专栏作者名录中有赵超老的名字，但是，究竟写了什么，一直没有查到。现在查阅人民日报旧报旧刊，手续非常繁杂。何况我早已离开报社，曾托几个报社的老朋友帮忙，最后都无果而终。
信的附笔，赵超老“致意于高汾女士”的高汾，是高集的夫人，我的岳母，也是赵超老的老熟人、老部下，她是重庆时代《新民报》记者。当年与浦熙修、彭子冈，都是活跃在大后方的新闻界女杰。1949年后，历任大公报、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记者、编辑。1986年退休后，她又归于赵超老的麾下，被陈铭德、邓季惺伉俪，礼聘为上海《新民晚报》的驻京办事处主任兼编辑记者兼办事员。那时的驻京办就高汾一个人。因为她的杰出贡献，她成了新民晚报的终身荣誉职工。
2026年1月21日
来源：新三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