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居纪念园：纪念董必武诞辰140周年 | 法治先驱董必武

董必武，（1886.3.5-1975.4.2），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者、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开拓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唯一受过正规法律教育并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

革命战争年代，在董必武的领导下，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华北人民政府在进行轰轰烈烈革命运动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法治建设，形成了最早的红色法律体系，为建立、巩固红色革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长期负责政法领域的工作，他积极倡导并推动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为我国司法制度与法制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4年1月，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1917年4月，董必武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他们以律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所得收入用于护法运动。

1927年12月底，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由上海前往日本。次年8月，进入莫斯科中央大学特别班学习。

1927年3月，为了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董必武领导制订了《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1927年3月15日，董必武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提交全会审议，会议批准了这两个法律条文。

七里坪革命法庭位于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南端。七里坪法庭始建于1927年4月，被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首届年会的80多位专家学者确认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早的基层法庭。

董必武领导创建由我党主持的最早的审判组织——七里坪革命法庭，设置了刑事辩护制度，建立了公开审判、当庭宣判、审判合议、两审终审、死刑复核等审判制度体系，创造了我党法制建设史上的诸多第一。在鄂豫皖苏区法制建设探索过程中，这里还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诉机构，成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完善了法制组织体系建设，为防范打击敌人、巩固红色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2年9月，董必武到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组织和参与制定了近二十部重要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开启了苏维埃共和国有法可依的时代，并为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司法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他参与制定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必武被任命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

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随团出席美国旧金山《联合国宪法》制宪会议。他大力介绍解放区情况，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

1948年8月，董必武被推选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主席。他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是中国民主革命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

1949年9月，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说明。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由董必武领导修订的《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1954年9月，董必武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55年3月，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发言。

1954年全国一届人大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提出制定社会主义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典。在司法层面，董必武强调“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审判工作方针。

1955年秋，在兰州调研的董必武听到群众反映，宕昌县群众因为求雨唱戏，乡干部认为是迷信活动而强行制止，双方爆发冲突。宕昌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四名乡民死刑。董必武认为应当重新调查，不能混淆事件性质，并写了一副对联给政法机关：“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1956年9月，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建设方针。

董必武作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其法治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奠基意义与鲜明的当代实践价值，既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引，也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关键思想滋养。其核心贡献集中体现为：确立“依法办事”的法治建设核心，夯实法治国家建设根基；坚守司法公正底线，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信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将群众路线融入司法实践；重视法治人才培育，为法治事业发展筑牢人才基础；倡导法治与德治协同发力，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传承与发展董必武法治思想，对深化法学理论研究、指导新时代法治实践、培育青年法治人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董氏纪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