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卫星：中国经济学家精神的血脉与薪火

中国经济学家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部中国经济学思想演进史，更是一部充满温度的经济学文化和精神传承史。那一面面飘扬的学术旗帜、一个个闪光的理论洞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一代代学者之间“师道传承”的血脉，正能量得以延续、丰富与升华为永远是国家人民事业的正能量。这种传承，远不止于知识的灌输，它是学术品格、治学态度与家国情怀的全面浸润，是中国经济学家精神得以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

（一）学术旗帜的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与求真

师承的首要意义，在于树立一面精神的旗帜，为学生指明治学与为人的根本方向。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便是这样一面飘扬的旗帜。在他的学生、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看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仅是卫老师的座右铭，更是对学生“最好的信仰教育”。他说：“卫兴华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是他的第一届博士生，他的指导非常用心。卫老师治学非常严谨，一进学校，他就有一个目标，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坚守真理、不懈求索的战斗精神，通过言传身教，深深烙印在弟子们的学术基因中，将“问题导向、知行合一，经世济民、追求卓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得以一脉相承，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杨敬年曾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岗2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教授职称和工资待遇，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他仍怀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心愿，重登讲坛，教书育人，直到86岁退休，成为南开精神的一面旗帜。不随潮涌改道，独听礁石裂音。这种传承，奠定了中国经济学家精神中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坚实底色，为中国经济学科增光添彩。

（二）思想火种的点燃：理论创新的承继与发扬

卓越的导师，不是填满容器，而是点燃火焰。学生李炳炎与导师卓炯的关系，便是理论火种被点燃并燎原的典范。李炳炎说：“我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观点，主要是继承和发挥我国市场经济论的先驱者卓炯先生的观点1979年我成为卓炯的研究生。不仅在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而且我在毕业后至1987年上半年，卓炯一直亲自精心指导着我的研究工作。从当他的第一期研究生起，到后来当他的学术助手协助他老人家写作，前后有近8年时间聆听他的教诲，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荣幸。由于卓老对我治学的严格要求、着力指点和体贴入微的关怀使我能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迅速成长。”从研究生到学术助手，他“聆听他的教诲”，在卓老“严格要求和体贴入微的关怀”下迅速成长。顾准的经济思想影响了吴敬琏，这种影响不仅是理论的启迪，更是精神的感召。陈翰笙影响了孙冶方等，而孙冶方又影响了张卓元等人，治学精神在代际传递中赓续绵延。正是在这样薪火相传的学术谱系中，中国经济学的思想脉络不断拓展深化。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继承和发挥”，是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创新与超越。吴敬琏说，顾准走了，但给我们留下了光亮。这“光亮”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精神中尊重先驱、勇于创新的宝贵品质，确保了学术思想能在批判与继承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人格典范的感召：逆境中的坚守与追求

师道的伟大，更在于人格的感召力，尤其是在逆境中所展现的不屈风骨。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人格典范。他的学生巴曙松感慨道：“张（培刚）老给我们树立了一种追求，也让我们在人格上形成自我约束。尽管人到中年很容易懈怠，但当我想起张老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能始终如一地向前时，就不敢懈怠了。”这种传承，超越了具体的理论与知识，直抵心灵，塑造了弟子们的精神气质。它赋予了中国经济学家精神坚韧不拔、砥砺前行的深沉力量，激励后学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学术的定力与追求。张培刚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仍坚守学术理想，其人格光辉如灯塔般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这种精神感召，使弟子们在面对诱惑与挫折时，始终能秉持初心、恪守信念。张培刚的学生董辅礽、何炼成、刘诗白、李京文等，都以其严谨治学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延续着师门风范，在各自领域深耕不辍，推动中国经济学不断发展。

（四）学术殿堂的铸造：兼容并包与思维启蒙

一所伟大的学府，一位位风格迥异的大师，共同构成了一座学术的殿堂，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滋养。范恒山说：“我从一个寡闻少见、略识之无的放牛娃和一个带有浓重的农民情结的乡村基层干部成为一个能对经济现象评评点点，对经济观点说三道四的经济学爱好者，得益于母校武汉大学的培养。”他进一步说：“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等老师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以恢谐释观点，用比喻解难题，旁征博引，嬉笑怒骂，让我们闻过即不忘；吴纪先、郭吴新、陈华山等老师讲世界经济，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一门课讲罢，各国经济短长尽在我们胸中；汤在新、傅殷才等老师条分缕析、知人论世，把复杂的西方经济史脉络线索一一牵引给我们；讲国际金融的李崇淮老师从不照本宣科，总是把自己一个个独到的见解贯穿其中，让我们大开思路，也让我们回味再三。”“珞珈山7年的学习生活，真正使我脱胎换骨，从一个只有简单思维的人成长为一个有思想灵性和创造性的人。”这种多元化的师承，不是单一流派的灌输，而是一场思维的盛宴。它塑造了中国经济学家精神中兼容并蓄、视野开阔的开放格局，培养了学生从多角度洞察经济现象的能力。

（五）治学风范的延续：民主态度与薪火相传

导师的治学风范，会作为一种可复制的模式被弟子继承，并继续影响下一代。何炼成回忆说：“张（培刚）老师这种民主的教学态度，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近20多年来我在教学中取得一些成绩，是同实行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分不开的。”这种对学术民主的尊重与传承，确保了学术生态的健康与活力，让思想的火花能够在平等的交流中碰撞产生。它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精神中学术平等、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杜润生曾言：“学问之道，贵在求真，而求真必赖于思想自由与讨论平等。”他始终倡导师生间平等对话，鼓励青年学者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这种对学术研究的献身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加上他的人格魅力、语言魅力，深深影响了周其仁、林毅夫、陈锡文等弟子们的研究路径，使他们在改革实践中敢于突破陈规，提出符合国情的政策主张。因为杜老教他们的，不是某个具体结论，而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治学风范的薪火相传，正是中国经济学精神生生不息的关键。

（六）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服务社会的“董门现象”

成功的师承，最终会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学术共同体。“董门弟子”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董辅礽先生培养的70多位博士生，广泛分布于学界、政界、商界，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改革浪头的中坚力量”。这个以师门为纽带的网络，将共同的经济学理念和报国情怀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极大地放大了经济学知识服务社会的效能，促成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诞生和影响力的壮大。“董门现象”彰显了中国经济学家精神经世济民、服务实践的终极价值归宿。董门弟子们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回应现实问题，在改革攻坚的关键领域提出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的政策建议，进一步推动了制度创新与思想解放。他们秉持师门传承的使命意识，在宏观经济、金融改革、城乡发展等重大议题上持续发声，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种代际传承的凝聚力与行动力，不仅体现了个人成就，更展现出中国经济学人集体担当的精神图谱，为改革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从孙冶方、顾准的“思想火种”到卫兴华的“战斗旗帜”，从杜润生、张培刚的“人格典范”到武汉大学的“学术殿堂”，再到董辅礽的“桃李天下”，中国经济学家精神正是在这绵延不绝的师道传承中，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一种伟大的精神，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一代代学者们的手把手教导、心与心的交流，才得以血脉相承、薪火永续。这血脉，是学术的血脉，更是精神与人格的血脉；这薪火，是知识的火种，更是理想与信念的火焰。正是这深厚的师承传统，确保了中国经济学家精神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不断为中国的发展贡献着智慧与力量。

来源：GF洞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