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我的患难之交孙维世

01

和维世成为好朋友

迁居（共产国际党校）七部之初（1939年上半年），林彪（改名李进）来了。他早已到苏联治病，这时仍在疗养。他当时的妻子张梅和王美兰（李六如之妻）以及李天佑三人带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小老虎（陈伯达之子）来苏联，也都到了七部。除李天佑参加军事班和政治班的学习外，其他人都是疗养、治病。小老虎则送到国际儿童院。

林彪给我的印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当时三十来岁，和大家接触不多，吃饭也不在食堂，自己打饭回寝室吃。

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他的秘书也来了，还有一些需要治病的同志也随同乘飞机来了。这批治病的同志都安排在七部，没有参加我们的学习。七部顿时住满了。

有一天，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和孙维世来七部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

最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是大声背诵。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背诵而已。

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

关于这点，我和维世以后并未遵从，因为不愿意做“老面包”——这个称呼是当时来自中国的“老干部”学员为加入苏联籍的中国翻译取的绰号，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回国参加艰苦的革命斗争，而在苏联娶妻生子，享受现成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我当时完全接受“老干部”的看法，坚决不愿入苏联籍，维世也是如此。

02

林彪的一段小插曲

在共产国际党校生活将结束之时，还有一些情况。任弼时同志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

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XXX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象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

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维世拿我做挡箭牌，说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说，那就都走。

维世跟我说，李进（林彪在苏联的名字）决定要我们都回去。我很诧异，说组织上原定要我们留莫斯科学习的，怎么又改变了？林当时是党代表，他的话有权威性。维世说，那你写封信给他，说明情况。其实我们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问他，但听了维世的话，便写了一封信，由维世转交。于是，我和维世跟林彪回国之事就此作罢。

直到1943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和我之间无秘密可言，只是有些事我当时不知，事后她才告诉我）。维世才告诉我，林彪1941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张梅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战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对林彪的这封信，我们取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谬误。可见，维世对林对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关于孙维世，我要说的太多，这里首先澄清一个事实。那个年代，她正值十九、二十岁的花样年华，不仅风华绝代，光彩照人，而且性格开朗，聪颖，活泼，倾慕她的大有人在是很自然的。但她本人并不在意，有时开开玩笑，甚至“恶作剧”一番，当然都是善意的，结果大家一笑置之。从根本上说，她对这些历经考验的红军同志是尊重的，从未和哪一个人有特殊的密切关系。

至于林彪，维世开始时不仅把他当作一位红军英雄，而且认为他是自己的校长（抗大校长），是很尊敬的。一次，在七部，林彪从食堂端饭回屋子。维世见了，赶忙跑过去，接过饭来，恭恭敬敬替他送进房里。她却完全没想到，这位比她年长十来岁的校长会追求她。孙维世最初大约也未觉察到林彪的意图，后来知道了，她也像对待别的追求者一样，以调皮诙谐的态度应付。林彪要她一同回去，她当然不同意。她热爱自己的戏剧艺术，对个人生活问题毫无考虑。我和她床并床地在一间屋子生活了七年，我深知她的事业心，她对戏剧的执着。

关于维世，也有一些流言蜚语，我认为全是嫉妒和封建意识的表露。而且男性是主动地追求她，在别人口里，却把她说成“罪魁祸首”。几千年来中国历届封建王朝的覆灭，往往归罪于女子，说她们是亡国的祸水。没想到在先进的人们中也有这种落后意识。在七部、八部时，听到一些男同志口中说这样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意思是说更换妻子似乎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我非常反感。我想，男人有什么特权使用这种诬蔑女性的话语！后来我见到，确实有这种情形，影响还相当大。

林彪带领一批中国同志最后离开莫斯科，中国人中只剩下我和维世两人，住在红色救济会的顶楼宿舍。

03

落脚哈尔滨

 

1945年秋日本投降，滞留在苏联的不少中国同志陆续回国。我本来也想在1945年回国，但维世坚决要我等她同行。她因继续在戏剧学院的导演班学习，还须一个多学期才能结业。凭我们二人的患难交情，我不能不等她。况且我如果先走，她又不能挤出时间去挣一份工资，生活会困难的。于是我等了她大半年，于1946年我们申请回国。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批准，决定我们9月回国。

在办手续过程中，我们被告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带着三岁的女儿与我们同行。意思是要我们一路上照顾她。要知道当年从莫斯科去哈尔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直达火车，中途必须在赤塔转车，然后坐上一列去边境奥特波尔的车，经过边界的严格检查，登上窄轨的去满洲里的小火车，在满洲里再换乘去哈尔滨的车，这一趟旅程需时多日。

十多天后，我们平安到达哈尔滨。这时大约已是9月底10月初了。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走了约二十来天。

到哈尔滨车站时，只见李立三一人来接妻子，他把我们二人也一起接到他家。维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们回国应由组织上（在东北哈尔滨就应是东北局）接待，怎么不见代表组织的人来，当下只得先住下。

李立三对维世说，他完全知道她和林彪之间的事情，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经过反复诘问，原来情况曲折：

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掇，才另娶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

这件事就交李立三办。因为李当时兼着三人调处执行部（美国调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争议的机构，在几处地方设有联络点，有美国班机来往）的工作，可以用执行部中共人员名义送我方干部往来于几个解放区。

这时，几位先期从莫斯科归来的老同志刘亚楼、李天佑、杨志成、钟赤兵等都来探望我们，并请我们去馆子吃饭。我大概是生平第一次吃这样的美味佳肴，自然无暇他顾。但逐渐地听他们说来说去，好像是劝维世嫁XXX。这事说了几天，杨、李、钟他们几位刚结婚不久的夫人也常到李家来劝说维世。XXX也曾亲自向维世求婚，维世并未说什么，也未答应。

在这几天中林彪也来过，叶群跟着。林、叶、李立三夫妇，我和维世，大家围着一张长餐桌坐着。叶群先说，林总这几天总是叨念着要来看看你们，今天不就见着了。至于林说了什么，孙说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一会儿就散了。我心里颇为不快，明明一切都只同孙维世有关，为什么拉我作陪衬，“她们”“你们”的，把维世搞得不知所措，哭了一场。

04

回延安

几天后，也就是11月初，我们作为执行部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登上美国的军用班机启程飞延安了。不记得飞了几个小时，到了延安上空，俯瞰一片黄土小山，想到这是我向往已久的延安，不禁欣喜万分。

飞机着陆后，机场的人把我叫到一间屋里，一位四川口音的人（后来才知道是杨尚昆同志）要我打电话给父亲。接通后，我先叫了一声“喂”，用的是在莫斯科时习惯的说法。旁边听的人都笑倒了，说是林老（林伯渠）的女儿用俄语和父亲交谈。

父亲先前已派了一名战士牵马来接我，但我不会骑。父亲随即派了据说是延安唯一的小轿车来接。我和维世坐上去，到了边区政府。到达半山的窑洞时，里面没人。我们被告知，边区政府正在开会，我和维世只得等着。

过了半晌，只听得嗵的一声，窑门打开，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来了。他站在门口望着我们，我们也很意外，看着他没作声。他先叫出来，说你们怎么不出声，不叫我。我们喜极，抢着和他说了起来。原来他也来开会，散会后先上了山。

不久父亲也回来了，很兴奋，留下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一同用餐。我们边吃边谈。饭后，周副主席和父亲又去开会，邓颖超同志先半躺在一张躺椅上休息了一会，然后带着我和维世去杨家岭，他们当时的住处，在那儿玩了很久。

 

维世回延安向她的“小超妈妈”和“胡子爸爸”（这是维世对她的义父母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称呼）提出去哈尔滨工作的请求，因为她从事的是话剧艺术，要在大城市里才能施展身手。周恩来、邓颖超同意了。她又要求调我这个患难朋友及她的亲生母亲任锐同志一起走，也得到许可。

这样，便开始了我们的时间虽短暂但颇为曲折的旅程，这次中途还要经过北平和长春。

05

拆散我和维世的幕后“黑手”

（1946年）约11月下旬，我们再一次搭乘美军班机到达北平。来到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住地北京饭店，维世母女（孙维世的母亲名任锐，革命老干部，1949年病逝于天津）和我住进一间客房。代表团人才济济，大多是中青年干部。据说中共代表团人员住了北京饭店的二、三层楼，四、五层是国民党人员，第六层是美军方人员。

我们很快就见到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同志，他住在景山后街的一所中式小院里。他对我们说，不能去哈尔滨，因为东北已来电，嘱咐我们不得去哈尔滨，原因未说明。我们当时有些气愤。叶剑英同志把哈尔滨来电情况报告延安中央。

不几天，收到周恩来同志的复函，叶又召我们去，给我们看了这封信。信中语气是明确的，不以哈尔滨来电为然，况且派我们去哈尔滨是中央决定的，为什么可以无故不接纳人。信中还有其他的话，就不复述了。当时叶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去东北吧。我们三人便坐上飞机，下一站去长春。

那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伍修权同志。他接待我们时也说，接哈尔滨方面的电报，不要我们去哈尔滨。我和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很气愤，便欲立即返回延安，可是维世却要再问个究竟，要再等等。任妈妈和我便先动身返回北平，在那里等。

几天后，维世也回到北平，说哈尔滨方面李立三署名来电说：“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我们早已猜出是林彪作梗。任妈妈不明就里，觉得维世一个普通干部去哈尔滨工作，碍着谁了。无奈之下维世这次只好服从了。她说，既然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不说什么了。但又不忍与我分手，就暂且在北平住一段时间再定我的行止。

经过几番折腾，时间已到1946年12月。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的备战已完成。不久，美方宣告调解无方，退出执行部，剩下的国共两方，自然用不着宣告什么了。

我们的代表团应该撤回解放区。但没有交通工具。还好，美国方面在小的方面却表示执行诺言，答应用班机将我们分送到三个解放区，即延安、邯郸、哈尔滨。于是，代表团将全体人员名单送到延安中央，由中央确定分派。党中央回电指示，我去哈尔滨，维世和任妈妈则应回延安。

维世不愿和我分开，要我向叶剑英参谋长申请回延安。叶拿出中央定的名单给我们看，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他有些不高兴，说：“你们婆姨娃娃的事真难办，中央已经定了，不要再去麻烦了。”

回来后我说，算了，就这样吧。维世和我吵了一顿，说原先讲好两人在一起的，怎么就变了，说我出尔反尔。无奈，我不愿再去向组织啰嗦，两人只好洒泪而别。

1946年12月我只身来到哈尔滨。从回国到现在，竟在路上折腾了四个月有余。见到李立三夫妇，立即问，为何孙维世来哈尔滨于党不利。他们说，原来几次阻止我们来哈的电报是叶群擅自发的。立三当时出差在外，回来后，叶群要求他签发那封所谓为了党的利益的电报。

李立三同志当时对叶劝说，孙维世可以和别人例如和XXX结婚，与你们的家庭生活何碍之有。叶群却认为，XXX是参谋长，林是司令员，二人工作关系十分密切。如果因生活方面的事而生龃龉，岂非于战局不利。这样的大帽子压下来，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时我才知道，这位首长夫人有根深蒂固的夫贵妻荣的封建观念。为了保持夫人地位，她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再见到维世是解放后了。据维世说，北平解放初（1949年上半年）进城时，来自老区的许多同志住在北京饭店，她和叶群在这里不期而遇。叶群对她说：“天下那么大，何必挤在一起呢！”叶群对维世的妒嫉多年来从没有减退过。这成了孙维世后来悲惨结局的根源。

06

我知道谁是凶手，我永远诅咒她们

 

孙维世也是被冠以“李立三李莎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抓起来的。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解放前，维世和我同李莎母女一同回国，这是事实。这之后，她和李家往来甚少，以后若干年甚至根本没有来往。她的被株连，甚至被虐杀，完全是江青、叶群之流的蓄意谋害。

1950年代初，我常去看维世，她住在东单三条的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那时她导演的所有的戏我都看过。节假日我们也常在一起度过。我们一起去过她的义父母（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家和她的姨父（冯友兰）家和我姐姐家，吃饭聊天。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不是很久。

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告诉我说，她要结婚了。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她说她这样的年龄，该结婚了。结了婚就可安定下来，全心全意地去工作。我又问同谁结婚？她说，是党内的一个老同志，做过许多工作，包括地下工作。她要我猜是谁。我怎么猜得到？最后她告诉我是金山。我当时不知该怎么想。

在我眼里，金山年纪相当大，完全是个不起眼的人物。我看过他演的戏《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维世任导演。当时我觉得他论年龄、论气质，都和保尔不相称。但维世这次同我谈她选择对象时，完全不是征求我的意见。我满心不同意，但不知该怎么说。

不久后，他们举行了婚礼。我还是照样去看维世，她也照样请我看她导演的戏。但金山经常露出不愉之色，觉得我是多余的。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慢慢地，我们有些疏远了。

他们婚后大约四个月光景，金山就犯错误了，严重违反了外事纪律，也背叛了与维世的夫妻之情。亲友们莫不为维世愤慨。邓颖超要人传话给我，要我写信（当时我在国外）劝维世转到党的立场上来。我的理解就是离婚。但维世对我说，她想给金山改过自新的机会。她以为，金山受到的严惩（开除党籍，下放石景山劳动）应该是触及灵魂的。她不应抛弃他，该拉他一把，可能会改造成好人。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事后维世对别人说，她理解我，我劝她是为她好。

此后长时期中，维世忍辱负重帮助金山。待金山期满回京，她向领导请求准许他重返戏剧界，直至有一天，维世去找文艺界的领导，说金山患有严重心脏病，怕自己死后见不着马克思，请求恢复他的党籍。领导终于准其所请，恢复了金山党籍。维世对他可说是仁至义尽。

此后，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我听说维世去大庆蹲点，在那里和职工打成一片，把文艺工作搞得很有成绩。我为她高兴。我自己也下农村搞“四清”两期，前后一年多。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就被批斗、蹲牛棚，直至被捕。完全不知道维世的消息。因此，当听到她和我是同一天同一时辰被捕，并于当年就被虐杀时，我大惊，同时感到莫名的悲愤。“文革”中，被陷害、被杀戮的无辜者许多，但是，像对维世这样被肆无忌惮地、惨绝人寰地虐杀，却是罕见。我知道谁是凶手。我永远诅咒她们，永远诅咒叶群、江青这类鼠辈。她们即使遗臭万年，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我还听到有人认为维世脾气太急，没有耐心，不能等到出狱就死去。这是什么话！这哪里是脾气不脾气的事。刽子手对她早已嫉恨多年，早就虎视眈眈地对她伺机下手了。维世入狱必然导致她的冤死。

听说维世在狱中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据医生检验说是由于“脑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致死。但死不见尸，连骨灰都没有。为她举行的控诉大会我参加了。可是始终没有人提到，置她于死地的凶手是谁。竟没有一个字提到叶群、林彪等人。我不甘心啊！

一个正在创作能力旺盛时期的、才华横溢的戏剧艺术家的生命就这样被扼杀了。是谁杀害她的，怎么杀害的，没有人站出来说说清楚。这是加倍的冤狱！

只要想到她那灿烂的笑容、潇洒的身影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我的心就颤抖，就滴血。我是我们这批人中的幸存者。我们年轻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中国革命胜利之际，我们怎么都不会想到竟会有如此残酷的未来在等待我们。现在，我以劫后余生之“身”，只能写下这些话，作为对维世的纪念。

 

本文选自林利著《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