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我所认识的顾准》自序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天降大雪，北风呼号。一代思想家顾准，带着对这个世界无限的眷恋，对未竟事业的无限遗憾，离开了我们。

回想顾准生活的年代，以及他身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回望顾准，人们愈发认识到，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是荒谬年代的先知。他那些高屋建瓴的观点，当时非常具有前瞻性，至今仍富有生命力，一点儿也不过时。

笔者是通过母亲张纯音认识顾准的。她生前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研究员，与顾准是同事。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她曾开玩笑说：“我一生都在筛选朋友，而且用的那把筛子网眼儿特别细密，因此朋友个个都人品好、学问高。”在母亲众多的朋友当中，顾准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

母亲与顾准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在河南省商城，他经历了大饥荒，差点儿被饿死。1962年，摘帽后的顾准，应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邀请，第二次来到经济所工作，被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组，而我母亲刚好是这个组的成员之一。她与顾准最初的交往颇有戏剧性，可谓不打不相识。然而通过接触，她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那超人的才华与刚直不阿的品格，令母亲折服，于是跟他成为好友，直至他离世。2015年，笔者撰写了《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一文，发表在《老照片》杂志第95辑。该文详细讲述了这个故事，朋友们读后都说深受感动。

1969年，文革到了第四个年头。当时全国响应“五七指示”，大办干校。经济所被“连锅端”下放到河南息县，我随母亲一同前往，在那里认识了顾准伯伯。当时的我只有15岁，从跟他相识、相知，到他去世，有整整五年的时间。而这五年，恰恰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顾准伯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指点我，使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一步步成熟起来，人生观逐渐定型，从而受益终生。

就在去干校的几天前，顾准才获悉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汪璧已自杀身亡，而大女儿又拒绝与他见面，精神上遭受到严重打击。

干校初期，生活异常艰苦。当时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作为全国唯一两度戴上“右派”帽子的“阶级敌人”，顾准在干校的处境格外悲惨。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或许肺部已有早期癌变），经常发低烧，痰中带血，却被逼迫干各种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时不时要挨斗。母亲对此深感忧虑，担心他熬不过这艰难的日子。为了让我跟她一起照顾这位老朋友，悄悄向我讲述了顾准的人品、学识，以及他遭遇的种种不幸。听到这些，我特别同情。为了使他的身体状况不进一步恶化，偷偷给他送些奶粉、肉罐头之类的食品。而他则趁没人的时候建议我自学数理化，并给予了很多指导。自从跟顾准伯伯成为忘年交，我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凡此种种，笔者在《干校札记》和《我所认识的顾准》两篇文章中有详细记述。

即使在那严酷的环境下，顾准并没有停止思考。1970年初，他在《息县日记》中写道：“决心在五七干校一面劳动，一面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 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刚到干校没几天，他就在日记中提出这样的预言：“今后三十年，我国如果不断以跃进步伐发展经济，全国有半数以至2/3人口进入城市经济，粮价要调整了，外贸要占领世界市场，50-60年代暴发户的日本要沦为今天的英国，这是64-68年间逐步设想过的。”“今后若干年，我国将独占世界棉纺织品的出口--也许还包括棉纺织设备的出口。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未必能够过于夸大，因为世界贸易中棉纺织品的位置已经远不如四五十年以前了。但是，这显然是中国在经济上雄飞世界的开始……”三十多年后，这一切已逐渐变为现实。(《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顾准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已起不到调节作用，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他认为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可以调节生产，第一个提出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强调企业要有自主独立的成本核算制度。为此，他于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顾准的观点今天看来只是常识，在当年却是离经叛道。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狠狠扣在了他的头上。

剩余价值学说中存在种种自相矛盾之处，已被现代经济学所抛弃。唯有中国官方还死抱着不放。相比顾准，当年他在经济研究所的两位挚友--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骆耕漠，虽倾其一生不懈钻研，并且在有生之年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的学术观点却仍或多或少受到原有经济学的束缚，很是悲哀。为此，笔者撰写了《经济所“三家村”》一文中，讲述了顾准、孙冶方、骆耕漠这三个老朋友间的深厚友情，以及他们在学术观点上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1973年，我母亲在跟顾准的一次谈话中问他：“你年轻抛弃优渥的物质生活，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如今看到‘革命’成功后，政治运动不断，最后发展到‘文革’这一步，感到后悔吗？”顾准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后悔，我的眼睛永远向前看。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才更要总结经验，提出问题，探索人类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

顾准的研究远不止于经济学，还广泛涉及政治、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

世上最了解顾准的，莫过于他的胞弟陈敏之。他说：“纵观顾准的一生，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从理想主义走出来，走到经验主义去。用他的话来说‘我自己也是这样信过来的（指革命的理想主义）。然而，当今天的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陈敏之《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这是何等振聋发聩的呐喊！

笔者在干校及学部迁回北京后的几年当中，除了有幸认识顾准，还近距离接触到一大批中国文科顶尖学者，他们都是顾准同时代的学人。为了给历史存证，我还写了《另类大院等故事》《跟陈翰笙学外语》《我所认识的孙家琇》等几篇回忆文。读者通过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可进一步理解顾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2014年秋，我请当年一起下干校的吴敬琏先生为《干校札记》一书作序。他读过书稿后非常高兴，欣然应允。然而经过七个月的漫长等待，序言还迟迟未写完。我知道他很忙，不好意思催。直到次年4月收到序言后，我才惊讶地发现，这篇文字竟分为八节，长达一万两千多字！

我跟原经济所所长赵人伟先生谈到这篇序言，他说这不奇怪，吴敬琏有一肚子话没地方讲。为你的书作序，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是啊，多年来吴敬琏的社会定位是经济学家，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大多围绕着经济议题展开。然而，他对于政治、历史、哲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诸多问题之看法，却鲜少有机会表达，或受限于国内环境不便表达。

仔细阅读序言，看得出作者为写这篇文字下了很大功夫，不但对“五七干校”这个怪胎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了详细介绍，还深入剖析了领导人当年要求大办“干校”的思想动机，即在现实社会中做一个“天国”实验，营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从中“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五七干校”这一事物最准确的描述和最精准的历史定位。

吴敬琏还介绍了他如何通过与顾准的交往，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干校期间，吴叔叔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关进牛棚。人世间总是福祸相倚，惨遭厄运的他，却意外得到与顾准朝夕相处的机会。后者劝他不要再纠缠于派系斗争：“你们那时革命呀，造反呀，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还对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对整个人类各种思想源流作一番梳理。然后回过头来，对照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才容易看得清楚。”于是，吴敬琏开始追随顾准，从希腊史开始漫游世界历史，尝试回答“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即革命成功后会发生什么）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囿于内地的出版环境，很多内容在那本书里都不能写。比如：顾准对毛的看法；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看法；对中日关系的看法等。以及到底是谁，利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公报私仇，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顾准整倒。凡此种种本书都有明确的交代。

为了写这本书，笔者找出珍藏了五十年的顾准留给我和母亲的遗物。其中包括：顾伯伯写给我的信、给母亲批改翻译作业后写的意见，以及他的相册、照片、证件、钢笔、咖啡勺、五用刀、遗藏等，为这些东西一一拍照，呈现给读者。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为这些珍贵文物找到一个妥善的保存之处，供后人永久怀念顾准——中国当代了不起的思想家。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