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江渭清回忆录：一个省级大员的工作笔记及春秋笔法

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三十八万字的回忆录，作者江渭清，时年86岁。书名叫《七十年征程》。

从1925年加入共青团到算起，本书作者的经历足足跨越了70年。其中，最有分量的部分集中在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特别是1957年到1966年这9年。

在这9年中，江渭清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的最高负责人。9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四次重大政治运动，每一次他都站在风暴的中心。

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直到十多年以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才被一些研究者发现。它是一份毛时代地方大员的"工作笔记"，它详细记录了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是如何在十几年时间里应对北京下来的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在一次次面对中央指令时，地方大员要么紧跟，要么被打倒，少数像江渭清这样"圆熟"的人才能在多轮风暴中保住自己和地方的部分利益。

一、江渭清其人

江渭清1910年生于湖南平江县一个农民家庭。16岁加入共青团，18岁参加了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共，从基层做起。抗战时期任新四军第十六旅政委、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即著名的"陈毅的六纵"，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江渭清随军进入江苏。从此他一生与江苏绑在一起。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里，他先后任苏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除了1959年到1966年兼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之外，他基本没有离开过江苏。

他在江苏的资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他是从苏南区委一步步做上去的省委书记。这种资历使他与江苏的具体情况、与江苏的干部群众、与江苏的实际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他后来在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周旋的资本。

江渭清的性格在党内有几个标签。

第一个是"圆熟"。他不像彭德怀那样硬顶，也不像柯庆施那样紧跟。他能在最高层的会议上对毛泽东直接说"不"，但他说"不"的方式是恭敬的、留有余地的、不挑战领袖权威。

第二个是"重情义"。他对部下相对宽厚，对江苏的老百姓相对体恤。1960年江苏饥荒时他向周恩来报告浮肿病和外流人口的数字，是地方负责人中相对老实的。

第三个是"会做官"。他在毛时代多次政治风暴中能够保住自己，到文革爆发前已经成为华东系统最稳定的地方负责人之一。

这种性格让他成为研究毛时代地方政治最好的样本。

二：1957：毛泽东在南京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最初的对象是民主党派人士和大学教授。但毛泽东很快希望把运动扩展到党内——他认为党内也存在"右派"，地方党组织也需要清理。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南下，到达南京。他选择南京有具体的考虑的：江苏是华东最重要的省份，文化基础好，知识分子多，党内干部相对成熟。如果能在江苏抓出一批党内右派，对其他省份会有示范效应。

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南京中山陵八号约见了江苏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江渭清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是主要谈话对象。

毛泽东的开场就是直接的。他问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的潜台词是：如果你们省委内部没有抓出右派，那就是省委本身有问题，可能是你江渭清自己就是右派的保护伞。

江渭清在回忆录里详细记下了他的回答。他没有正面回答有还是没有，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他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这是一种巧妙的回避，他没有承认省委有右派，也没有否认；他把问题从"是否抓右派"转换到了"如何评价干部讲错话"。

毛泽东显然没有料到江渭清会这样回答。但毛立刻把话题拉回来，他坚持要江渭清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

江渭清这时候做了一个被历史学家高华称为"圆熟之中带着硬气"的回答。他说：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这实际上在说：你要在我的省委内部抓右派，先把我撤了再说，因为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是最大的"右派"，我都没被你撤，省委下面的人怎么能是右派？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他对江渭清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

他接着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江渭清立刻接话："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会面结束后，毛泽东没有再坚持。他没有把江渭清打成右派，也没有逼着江渭清在省委常委里抓右派。

但这件事没有结束，在主持完青岛会议、全面部署反右派之后，他派出了两位"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到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

彭真的任务是在江苏省委内部找右派。康生的任务是在江苏文艺界、教育界、知识分子中抓右派。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对彭真的工作有一些记载，但对康生在江苏的活动着墨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康生在江苏文艺界制造的冲击太大，涉及众多具体的人和事，江渭清选择回避。

彭真在江苏的工作有一个有趣的结果。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按级别和资历都远高于江渭清。但彭真到江苏之后，并没有强行抓江苏省委的人。根据江渭清回忆录的记载，彭真在私下对江渭清说："你们省委的事，你自己看着办。我来这里是中央派的，做做样子。"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彭真本人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1957年到江苏督导反右时已经对毛泽东的某些做法有保留。他选择在江苏"做做样子"，实际上保护了江苏省委。

最终结果是：江苏在反右运动中划了13349名右派。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小，但占全国右派总数（约55万）的2.4%，按江苏当时的人口（4000多万）和知识分子密度计算，比例相当低。更关键的是，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

也就是说，江苏在反右运动中保住了它的党政干部队伍。被打成右派的13349人，主要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基层教员，而不是党政官员。

这是江渭清"圆熟"的第一次重大表现。他通过"恭敬中带顶撞"的方式，为江苏的党政系统挡住了大部分冲击。

三、1959年：刘顺元事件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会议方向急转。从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右倾"讲话开始，全国进入了反右倾运动。

反右倾运动与反右运动相比，对地方党政系统的冲击更大。反右主要针对党外，反右倾主要针对党内。从9月开始，全国各省都开始在党内寻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这一次直接点了江苏的名。他点的人是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

刘顺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1925年入党，资历很深。但他在党内的命运一直坎坷。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顺元担任中共旅大党委的领导。旅大（旅顺、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区。苏军在旅大对当地居民有大量扰民、骚扰、抢劫的行为。刘顺元作为中共在当地的负责人，多次向苏军提出抗议。

1945年到195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任何批评都是禁忌。苏军占领当局对刘顺元的"反苏"态度极为不满，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要求，要求中共调离刘顺元。中共中央在外交压力下接受了苏方要求，刘顺元被调离旅大，并受到党纪处分。

这件事让刘顺元在党内留下了"反苏倾向"的标签。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之后，刘顺元的处境才有所改善。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毛泽东把矛头对准了刘顺元。具体的原因不完全清楚，但有几个可能的因素：

第一，刘顺元历史上的"反苏"标签使他在党内被视为不稳的人。第二，刘顺元在大跃进期间对江苏的农业政策有一些不同意见，他主张稳健，反对过度浮夸。第三，他作为江渭清的副手，可以成为攻击江苏省委的突破口——通过打倒刘顺元来削弱江渭清。

毛泽东在1959年下半年的多次讲话和批示中点名刘顺元，称他是"老右倾"。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毛泽东点了名的人，必然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江渭清没有放弃刘顺元。

江渭清在回忆录里没有详细记述他保护刘顺元的具体过程，这部分内容他写得相当含糊。但根据历史学家们对各种资料的拼合，大致可以看出江渭清的做法。

他没有公开顶撞毛泽东对刘顺元的定性。他在省委内部组织了对刘顺元的"批判"，让批判在形式上进行下去。但他没有让批判升级为政治定性，刘顺元最终没有被开除党籍，没有被撤销职务，没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保留在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只是被调离了农业口的分管工作。

这种"保留实质、放弃形式"的处理方式，是江渭清式的"圆熟"。他用形式上的服从换取了实质上的保护。

刘顺元此后的政治生涯印证了这种保护的价值。1960年代他继续在江苏工作。文革中他也受到冲击，但因为没有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问题相对容易处理。1980年代他重新进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如果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后来的政治前途就彻底结束了，江渭清的保护，让一位资深的老党员保住了他的政治生命。

四、195-1961：春秋笔法

1959—1961，是党史上记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江苏作为粮食主产省，承受了相当大的征购压力。

江渭清在回忆录中没有展开讨论饥荒的整体性问题，这也是这本书最克制的部分。他没有描述饥荒的惨状，也没有对中央的"高指标、高征购"政策做批评。但他在书中保留了几个具体的数字，让这些数字自己去说话。

1960年2月，江苏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12.6万人。

同月报告：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农村外流人口14万人。

1958年大跃进以来，地方上报的都是“亩产万斤”、“粮食大丰收”、“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江渭清上报的"浮肿病患者12.6万人"是冒着巨大风险的。它实际上是在告诉中央：江苏正在出问题，问题严重到老百姓在大面积浮肿、大面积外流。

江渭清在回忆录中没有渲染这一上报的"勇敢"。他只是平铺直叙地把数字写下来。但这种平铺直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在二十多年后的回忆录里仍然把这些数字保留了下来，没有删除，没有粉饰。可见，江渭清是党内少数仍然懂得春秋笔法的人之一。

类似的报告在1960年到1961年间多次出现。江渭清向中央反复反映江苏的实际困难，争取减少征购指标。1961年江苏的征购任务在中央的减压下相比1959年有了相当幅度的下调，这与江渭清的反复反映有关。

但江渭清在大跃进问题上的态度，整体上还是节制的。他在书中维持着一种"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的官方叙事框架。

 

五、1964-1965年：与刘少奇的争论会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处境出现了微妙变化。他在大跃进失败的责任承担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了"中央有责任"。但他对这一让步内心是不满的。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他逐步推动新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的具体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在变化。最初的"四清"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主要针对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但毛泽东很快把运动的目标推向更高层次，他开始强调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的对象从生产队干部扩展到县乡党政机关，矛头逐渐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清运动的具体执行方式由刘少奇和王光美主导。

1963年下半年，王光美亲自到河北抚宁县的桃园大队蹲点，搞了一套"桃园经验"。这套经验的核心是"扎根串联、夸大敌情、神秘化运动"，工作组进村后不公开身份，秘密发动群众，制造一种"阶级敌人就在身边"的恐怖气氛，然后对基层干部进行大规模冲击。

桃园经验在1964年被刘少奇推向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都按桃园经验来搞。

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初，刘少奇和王光美亲自督导江苏的四清运动。王光美甚至到江苏蹲过点。

江渭清对桃园经验的态度是明确反对的。他在回忆录中写得相对委婉，但意思是清楚的，他认为桃园经验那种"扎根串联、夸大敌情"的做法不符合江苏的实际，会造成大规模冤假错案。

江渭清的反对不是在原则层面上反对四清运动本身，他在党内多年，知道反对中央决定的政治运动是不可能的。他的反对是在执行层面上，他主张江苏的四清运动按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不要把面铺得太大，不要把斗争搞得太激烈，不要把基层干部全部冲掉。

这种态度让他与刘少奇、王光美的工作组产生了具体的摩擦。江渭清在回忆录中提到，王光美在江苏蹲点时对他和省委的工作多有批评，认为江苏的四清"右倾"、"软弱"、"包庇基层干部"。江渭清则认为王光美和工作组的做法"过左"、"伤害群众"、"破坏地方"。

但有趣的是，江渭清在四清问题上虽然顶着刘少奇，他在毛刘冲突公开化之后却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原因是：毛泽东在1965年前后开始对刘少奇的四清做法本身产生不满。毛认为刘少奇主导的四清"打击面太宽，矛头不对"，他认为四清的真正对象应该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的高层。这一判断的最终发展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说，江渭清在1964-1965年顶住刘少奇的做法，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反而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他在事实上站在了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一边。这种站位不是江渭清的政治算计，是他坚持"实事求是、按本地实际办事"的客观结果。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不感叹的结果。江渭清本人是基于对江苏实际的判断顶住了刘少奇的做法，这种顶撞却在客观上让他在毛刘斗争中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一个不参与最高层政治斗争的地方大员，因为他对地方实际的尊重，反而被卷入了最高层政治斗争的一边。

但江渭清的运气没有持续下去。1966年下半年他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批斗。他在江苏的工作被全面否定。他在1967年被关押，196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他在江苏的十七年宣告结束。

六、与柯庆施对照

要理解江渭清的"圆熟"有多难，不妨与柯庆施做个比较。

柯庆施是江渭清在华东系统的顶头上司。从1955年起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起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他是华东最高的地方负责人。他与江渭清的关系，名义上是上下级，实际上更接近"同袍"：两人同属华东系统的省级负责人，年龄相近，资历相近。

但两人的政治风格完全不同。

1958年，柯庆施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在毛泽东的多次南下中都是积极的接待者。他对毛泽东的政策无论激进还是温和都坚决执行。他在大跃进中是最积极的"跃进派"之一，上海的高指标、上海工业生产的"卫星"，都有他的具体推动。他在反右倾运动中也表现得相当积极，主动追查华东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四清运动中支持桃园经验。

柯庆施的政治回报是巨大的。他从地方进入中央，196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他被视为可能的接班人候选之一——比王洪文早了将近十年。如果不是他1965年4月突然病死（时年63岁），他的政治前途几乎是无量的。因此，也有学者称，如果不是柯的早逝，四人帮应该是“五人帮”。

柯庆施代表的是毛时代地方大员的另一种生存策略：完全服从、完全紧跟、完全执行。这种策略的回报是政治上的快速升迁，代价是放弃对本地实际情况的尊重、放弃对自己判断的坚持、放弃作为一个地方负责人对地方利益的保护。

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对柯庆施的评价是相当克制的。他没有公开批评柯庆施。但江渭清通过对自己工作风格的描述，事实上构建了一个与柯庆施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不强调"紧跟"，他强调"实事求是"；他不强调"高指标"，他强调"稳健"；他不强调"激进"，他强调"按本地实际办事"。

江渭清这样的走“中间道路”的人，幸运地在多轮风暴中保住自己，也部分保住地方。这条中间道路是窄的，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需要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做出精确的判断。

江渭清能在江苏待十七年是一个奇迹。文革爆发后他终于倒下，这个奇迹才结束。

来源：往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