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党内良心”项南：改开后首位因经济事件被免职的封疆大员

我以前讲过，可以称作中共党内良心的人，除了胡耀邦，还有胡启立、朱厚泽、阎明复等，我今天再加一个人，他叫项南。

项南的名气不大，因为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做过福建省委书记。

党史上有一个姓项的名气比较大，项英，新四军政委，死于皖南事变。有的人把项英和项南说成是一家人，其实项英是江西人，项南是福建人。

据说，在福建长汀河田，民众建了一个项公祠，里面立着项南的塑像，以此来怀念项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按照现代中国的规范，这似乎不可能。但是，即使是传言，也说明这是民间的评价。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南方周末》曾经发表文章，提出了“改革八贤”的概念，这就是媒体的评价了，而且是权威媒体。这八个人是谁？

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习仲勋，谷牧，万里，任仲夷，项南。

项南能够和这七位列在一起，也说明了他在中国改革史上的地位。

说项南，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段传奇式的往事。

项南的父亲项与年也是老革命，他也算是红二代。项与年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化名为梁明德。但是，他和妻子、儿子很早就断了联系。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长期在东北工作，项南则还是在苏北地区，他甚至不知道儿子也改了名字，从项德崇改为项南。解放后，项与年多方打探，了解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在安徽青年团工作，便委托安徽省委的领导曾希圣寻找，因为曾希圣也是他地下工作的老战友。

 

此时，34岁的项南任安徽省团委书记，曾希圣把任务交给了项南，项南是按梁姓青年找的，找到了十几个都不符合要求。后来，曾希圣告诉了项南，自己的这位战友更加详细的情况，说他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生活过，项南说真巧，我小时候也住过八仙桥，曾希圣好奇的追问了一下，当项南说出具体住址时，曾希圣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这是曾经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曾希圣这才知道，原来项南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而项南也认出曾希圣是20年前带他去逛上海大世界的“胡子叔叔”，这父子相隔近20年才再次见面。

项南此前也一直在找寻母亲，而母亲也在找他们，可是丈夫和儿子都改了名，她向人打听，一无所获，后来去闽西视察慰问的人员把革命家属的信息一一登记，发给了各大机关，项南看到了母亲的名字，终于得以和母亲相聚。

项南的父亲项与年和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习仲勋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时，项与年是关中分区党委常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关系很深。

像很多有所建树的人一样，项南也是年轻时就有独立见解和胆量。

1955年，37岁的项南调到北京，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胡耀邦的下属。并且成为胡耀邦的追随者。

1957年，他又晋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到了1958年，项南突然受到了严厉批判，因为他两年前的一份建议书被某些左棍发现了。那时，他鉴于青年团活动空间太小，曾指出“四权、三化”的主张，即青年团应有人权（人事权）、财权（财务权）、活动权和自主权，“三化”即民主化、群众化、自治化。其实，当时这些建议还是被肯定的，还被转发全国的青年团系统。

但是，在“反右”的巨浪之下，这些言论一定不得善终，因为这是和党要权，要独立性。后来，项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幸亏有邓小平、谭震林等人替他说话，受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调离了团中央，保留党籍，调农场劳动。

1961年，项南结束“下放”，调任八机部办公厅副主任，这个部主要负责农业机械。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是必然的，何况他有右倾的帽子戴着。

1970年5月项南恢复工作，这时八机部并入一机部，他倒是干老本行，当上了一机部农机局局长，后来又成为一机部副部长，任农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但是，他不接受教训，始终还是敢说话。1997年9月，项南以列席代表参加“中共十五大”，他发言说：我党历史辉煌灿烂，但也犯过极严重的“左”和右的错误，危害最烈的是左。要警惕有人以“革命”的极左面貌，放肆地攻击改革开放。新闻媒体不能报喜不报忧。敢于揭露我们不健康的现象，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

好在那是在思想解放的年代，他没有挨整，反而得到了重用。他被派到了东南沿海的重要省份福建。

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身体不好，胡耀邦推荐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省工作，邓小平也同意了。邓小平也了解项南，有一件事让邓小平印象很深。

项南曾经在改革开放前率团去美国考察农机工作，继而又去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先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如实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汇报发达国家的真相，这在中国打开国门的前夕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项南果真是一个敢于突破的官员。尽管这时候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但是，他还是像年轻人一样敢于冲锋陷阵。

他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在福建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厦门特区非搞不可》的讲话，呼吁全省上下支持厦门特区的工作。不到半年的时候，在北京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项南说：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这是何等气魄。

项南到任以后，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福建虽然是当时是农业省，但是迟迟不能推行包产到户，生怕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坏了毛泽东定下的规矩。而且，福建长期强调“以粮为纲”，不许多种经营。这样，一个穷字笼罩在福建头上。

项南到任后，首先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问题。他召开地、市、县三级书记会，发了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关于农村生产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并派出一万多名干部到农村工作，仅一年多时间，全省90%以上的农村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接着，他划出四千万亩荒山和沿海滩涂地让农民造林种果，养殖海产。福建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解决农业问题的同时，项南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他说：“福建２５００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那个时候，搞乡镇企业背离了以粮为纲的根本国策，所以，很多地方是偷偷摸摸做，当时被有些人看作是“私生子”，很多乡镇企业甚至被勒令下马。

项南却旗帜鲜明地支持，他说：“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

1984年3月，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随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

项南对其他省领导和有关省直部门说：“我在共青团省委一个会议上讲了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老毛病，自己当媳妇时，就怪那个婆婆对她厉害，一旦她自己当了婆婆，比自己那个婆婆不知要厉害多少倍。中央没有给我们权力时，省里就怪中央搞得太死，现在把这个权力给了福建，福建省就神气起来了，对厦门呢，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这个做法不好。我觉得，我们国家要有希望，就要让各级都有自己的自主权，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

其实，我认为项南更重要的贡献是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一是厦门经济特区的扩大。

厦门经济特区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正式破土建设是一年以后，这时候，项南已经是福建的主政人。但是，他是不满足的，因为特区面积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施展不开。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项南抓紧时间向邓小平建言。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环绕鼓浪屿。陪同的项南。

项南向邓小平建议，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问，“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项南提出，“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但是他更关心特区扩大后怎么搞。项南其实早就相过这个问题，他提出建设自由港。这是他这几年常常提到的话题，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他必定要汇报“自由港”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研究研究”。能拍板的邓小平来了，项南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对邓小平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想了一会儿，也同意了，但是他更关心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

项南建议参考香港的做法，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问，“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

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邓小平认为这不容易，但是他认为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邓小平对厦门特区还是满意的，2月9日，邓小平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其实项南的步子一直很快，例如他1983年就建成了厦门机场。

在厦门建机场，当时是被很多人反对的，他们认为厦门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项南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

厦门机场从1982年1月10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项南在福建的工作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

那时候，习仲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当然也领导项南。而且，习仲勋和项南的父亲还是老战友。1983年2月，习仲勋到福建休假过春节，参观、考察工作。项南陪习仲勋到各处视察，习仲勋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中力挺项南。而且，习仲勋让已经65岁的项南延迟退休，再干一届，并向福建调派了一些干部支持项南的工作。

后来担任政治局常委的贾庆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到福建工作的。

贾庆林是项南的老部下，他从技术员直升产品管理局负责人，都是在项南手下。项南筹建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时，挑选贾庆林担任总经理。当习仲勋调干部到福建支持项南时，项指名要求当时是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厂长的贾庆林。贾到福建后任省常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成为福建省第三号人物。

但是，步子走快了，就容易摔跤。

1985年6月，晋江陈埭涵口村以白木耳饮料充当感冒剂，印上“功能滋阴润肺，主治虚劳咳嗽”字样，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在省内外推销出售。结果被卫生部查出，这个“晋江假药案”当时轰动全国。

就在福建省全力查处此事时，中央几大媒体一齐上阵，发表《查它个水落石出》等评论员文章，说福建省委应对此事负责，应彻底查办，作出检查。

7月14日，中纪委在《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中认定“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要求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按照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

实际上，这也是一场两股势力的斗争。

最后，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经济事件受免职处分的封疆大员。

几年以后，在耀邦去世前不到20天，有朋友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后来项南知道了这句话，他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

相比起来，确实项南比较硬。

就在“晋江假药”案大风大浪的时候，项南还是坚定地支持乡镇企业，他说：“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要‘除虫护花’。”

就是对他的处分，项南始终不肯认错，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他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最后，我用一点篇幅说说项南的廉洁。

福建省委原常委洪永世回忆了自己在福州市长任上一个让他记忆深刻的小事。“那时，福州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安排项南的小儿子到当时的长乐县担任县委副书记。项南知道后，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胜任这一工作，连夜让人到长乐取回任命通知书。”

1986年6月，项南离开福建调回北京。离开福建时，几大纸箱和几个编织袋的生活用品，就是他在福建任省委书记时的所有财产。

其实，项南廉洁奉公的故事还很多，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老一代的领导者他们的节操。也许有人会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其实不能一篙打翻一船人，有良知的人是值得我们记住的。

来源：旧文旧梦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