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民主作风 长者风范——回忆邓子恢同志
邓子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多个春秋了。每每想到他,或与老战友一起谈及他,就想到他那宽厚长者的形象和令人难忘的民主作风。
1930年底,我从上海调往中央苏区途经闽西,因故暂留共青团闽西特委工作时,就听说邓子恢同志1929年春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30年3月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遗憾的是,当时他被派往闽中和闽东地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未能见面。
直到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我在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工作时,才得以幸会,并常在工作中有所接触。
1933年初夏,政治气候好像比大自然气候来得要快,骤然处于炎夏酷暑之中。在不少领域里纷纷批判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同志领导的财政部首当其冲。记得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一些激烈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邓子恢同志把钞票印多了,发乱了,影响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破坏了苏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财政工作上的表现等等。当时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青年,都感到这些批判失之于公正。印发钞票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是中央政府决定的,怎么能把责任都压到财政部长一个人身上呢?又怎能说成是危及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呢?我们深为邓老不平。万没想到,邓老在对他批判之后的检讨中,态度十分虔诚,把印发钞票以及财政工作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再三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并诚恳要求组织给予严肃处罚,毫无上推下诿之意。面对这一态度,我心想这老同志真不简单!蒙受委屈,毫不争辩,还高姿态的检查。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共产党人个人服从组织、勇于承担责任优良作风的体现。不久,他被降职为副部长,但仍然毫无怨言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自那,邓老给我的印象更深了。
1934年10月,我们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我就同他失去了联系。直到1938年我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时,才知道他在新成立的新四军里任政治部副主任,也才知道此前他同陈毅同志一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我1938年9月到豫东敌后,直到1940年参加开辟淮北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初奉命回师淮北路东,恢复失地。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恢复了淮北路东根据地后,我深感要巩固根据地,必须加强地方党和政府建设,以及做好地方群众的工作。而我自感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当时考虑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要领导者有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三位老同志,他们都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于是,我就电请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同志,要求调一位同志来主持地区党委主要领导工作。同年5月初,邓子恢同志就调来了。
他到淮北后,很快就成立了淮北区党委,担任区党委书记。接着,又调回了原在这里工作的刘瑞龙同志,参加区党委领导。在以邓老为首的区党委集体领导下,淮北区所属各县、乡相继建立了各级党、政府和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这就为我们开展军事斗争,打击日伪顽匪,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1年夏,在淮北津浦路西坚持斗争的新四军四师,在反伪顽疯狂进攻的战斗中受挫,奉命撤到淮北津浦路东休整。根据中央指示,对这一阶段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入检讨”。
在总结、检讨中,有的同志偏重追究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同志的个人责任,特别那些平时对雪枫同志有意见的人,借此机会大加鞭挞。一些人发言措辞激烈,无限上纲,显然不是惩前毙后、治病教人的态度。而作为华中局代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的总结发言就十分恳切、实事求是。他充分肯定了四师三年来及这次反顽斗争中的显著成绩,热情赞扬四师在路西坚持斗争,“对整个华中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配合、推动作用”。他特别指出:“虽然在反顽斗争中确实遭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因主力、干部大部保存,党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还有少数党员潜伏在群众中,并保存与部分两面分子的关系,在肖东、宿东还保存着部分地方武装,是将来恢复的基础。”同时,也指出了在反顽斗争中对敌估计不足,战术运用不灵活,未能集中兵力打敌一点等教训。他鼓励彭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要放下包袱,挺起腰杆,记取教训,尽快恢复元气,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他还告诫,不要以个人的恩怨替代党的原则,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一讲话,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拥护,对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是很好的安慰和鼓舞,对少数抱有成见者是善意的规劝。会后,四师指战员一改刚撤到路东时那种低落、消沉的情绪,又精神振奋地掀起了热气腾腾的练兵、扩兵、备战热潮。
会后,邓老被任命为四师政委。
邓老的宽厚和民主作风,还表现在他善于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主张或已确定的事情。例如,在这次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邓老电话,要我立即赶到师部驻地半城,商谈问题。邓老告诉我,在四师整顿过程中,有不少同志建议由我接替雪枫同志任四师师长,他也认为比较合适,就电报华中局和军部。少奇、陈毅同志同意并下达了电令。
这确实出我意料,同时也感到这个决定不妥。于是就直言不讳地谈了我的看法:四师正在整顿中,士气大振,指战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必要作这种改变。此时换人,不利于四师的整顿等等。随即建议邓老转报刘、陈首长,改变这一决定。几经磋商,邓老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上报领导。不久,邓老便电话告我: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
1944年9月,彭雪枫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命令由我接任四师师长。这样,我同邓老就“朝夕相处”、“风雨同舟”了。
在我们的共同工作期间,邓老更表现出诚挚、尊重和全力支持同级同志的友情和民主作风。他多次表明:作战、训练等所有军事工作,师长可全权负责。为让我大胆管理,放手工作,在军事工作上凡我找他商量或请他决定时,他都是表示同意,并说你决定了就行了。所以,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事,他不仅不干预,还从多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有时我在外地作战,有些事情来不及征求他的意见,我就在一些决定或文电后边,署上他政委的名字,下发或上报。他都欣然同意,从无疑义。尽管这样,即使不在师部一起工作时,我也还是尽可能地以电话、电报或事后向他请示、汇报,同他商量,多听他的意见。也正因为我们军政领导的密切配合,全师上下形成了军政团结、上下一致、同战同乐、奋勇杀敌的局面。在日寇投降前后,我们连续取得了全部收复淮北路东、路西敌伪顽占领区的胜利。尽管这段时间的战斗异常频繁,条件也很艰苦,可我们的相处是愉快、和谐的。正如哲学家罗兰所讲“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信任,才能真正合作,才能使我们感到人间的温暖和愉快。”领导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其结果更是如此。民主的作风,也是战斗力。在人生的长河里,我与邓老的共事是短暂的,但他给我的记忆却是久远的。他尊重人、信任人、善于倾听别人意见的民主作风,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尤为重要。
(1994年4月于北京)
来源:那片净土中的一颗青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