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方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养活”世界上仅仅7%的“非农民”！连小学生都知道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然而很少人注意到全球23亿农民中，我国农民占了9亿，即近2/5。当然，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但如果说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 或 Cultivator)中国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可能低于此数据的话，那么对于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而言，中国人在其中所占比重则无疑要高于此数据。在后一个意义上，说世界农民中的一半甚至更多都是炎黄子孙，也许并非夸张。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在改革时代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这并未改变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局面。1981-1985年间，全球农村人口比重由55.3%降为48.1%，即下降7个百分点还多，而我国同期仅由80.2%降至79.9%，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倘若这个趋势不改变，那么世界农民中大半为中国人的时代如果说尚未到来，也是为期不远，而中国人大半为农民的时代如果说将会过去，也是遥遥无期。据此而论的话，说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该不算十分片面吧！

因此，中国的农民研究应该独步于全球，这应该视为生存问题而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这就要求中国的农民研究必须走向世界。

在国外，“农民学”（Peasantology)一词作为术语产生于60年代；而作为一门学问，国外一般将其归源于本世纪初俄国民粹派学者A.B.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在60-70年代之交，国际上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T.Shanin, Peasant and Peasant’s Society,Oxford,1987)。不管此说是否夸大，农民研究自那时以来取得的进展时无庸置疑的。这种进展有其深刻的背景：

第一，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大批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国）获得独立，使“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不发达社会学”应运而兴。而“不发达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学的一种研究方式。

第二，大萧条、法西斯暴行与世界大战所展示的“现代病”促使人们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后现代思潮在战后西方日益高涨。而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工业化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也有严重弊病。企图在两种“工业文明”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人日益增多。人们又想起了民粹派的呼声：“都市文明时代已过去了！”如果说“现代化”开始于对被中世纪农民文化所否定的古典城邦文化的重新发掘（文艺复兴），那么“后现代化”则唤起了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农民文化复兴”。尤其是近年来日益活跃的“绿色运动”更在抨击“过分工业化”的同时明确把“支持农民与乡村社区所选择的结构模式”作为己任（FPH：Program 1992-1995,Paris,1992)。后现代主义—新民粹主义与“绿色思潮”相呼应，成为推动西方农民研究的强大动力。

第三，本世纪以来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也呼唤着新一层次的理论概括：农民史、乡村社会学、民俗学、农业经济学等与农民相关的学科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综合。过去历史学家认为古典城邦以工商立国，是奴隶制的天下，而中世纪则是庄园的世界，而现在人们发现古典城邦更大程度上是小农而不是工商业者和奴隶的集合；中世纪“庄园化”的程度也远非原先认为的那样大，因此，有必要重新估价“小农”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现代化大生产”将消灭小农的假设未被证实。不仅东方诸国“一大二公”的农业改造基本失败，西方诸国的工厂式大农场也未能战胜家庭经营的小农场，而南方诸国还出现了殖民时代地种植园在新的基础上走向小农化的趋势。显然，“小农”未来的前途也远没有人们曾经设想的那么灰暗。总之，无论是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的思维。

这些背景今天仍在发展，它决定了农民学今后仍将是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前沿学科。今天，农民学作为对农民群体的全方位研究，正日益以其巨大的理论魅力与实践精神，“把众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农学家团结在一种共同的兴趣之中”，并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各种理论体系，其成果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上述诸学科的发展。这对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

国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它本身就凝聚着那一代有志者认识农民、改造农民的努力。共产党人与国统区左翼知识界（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前辈等）都对此卓有贡献。而当时的地政学院及农村复兴委员会系统诸学者、“乡村建设派”人士、满铁庶务部研究人员与来华西方专家如卜凯等，也各有造诣，自成学派。建国后，“农民战争史”曾红极史坛，党政部门的对策性农村调研从未中断，改革中的农村更是举国、举世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民研究被分割为农经、农史、史学以及政策研究等相互脱节的诸部门，而且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大，与国际学界隔绝，研究水平远不能令人满意。应当说，农民学在我国还处于开创期。

当然，我国农民研究的背景与国外有很大区别。别的且不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推进现代化，而不是“反思现代化”，仅此一点就会带来价值尺度的根本差异。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思想界曾经深受“后现代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同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影响”即交流，交流决非坏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农民学某些流派的“乡村理想主义”（rural idealism)与“乡土中国的传统思潮”具有完全不同的土壤，轻易地互认“知音”未必可取。

另一方面，在经验层次上，中国农民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农民的差异犹如国内各时各地各层农民之差异或西方各国间农民之差异一样不可忽视。当然既同为“农民”，他们又必然有共性，因而别人的研究才能为我们所借鉴。但他山之石可攻玉，却不能代玉，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农民学流派，这套丛书就是为这个目的出版的。

本丛书兼收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与工具书类著作，其意不仅在于以有限的选题，尽可能容纳多维度的探索，而且在于农民学学风的建设。当今学界，有人力戒空疏之弊而大提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饾饤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乡土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具体-抽象的认识循环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国的农民学能走出那种“汉学-宋学循环”的陈套，实现理论与经验两种研究的现代认识循环。

本丛书译、著并重，并将逐步增加“著”的比重。第一批收入丛书的几本译作都是有代表性的国外农民学著作，作为一家之言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几本国人的专著反映了作者在农民学领域的可贵探索，是非长短正待后人评说。前者为攻玉之石，后者为引玉之砖，或攻或引，总为去瑕存瑜，渐图完璧；一砖一石，但求负重为基，奠我华宇。我们希望它们都能有助于构筑我国的农民学研究大厦，为我们这个农民国度的现代化事业略尽绵薄。

本丛书由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并资助出版，并邀请国内外农民研究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负责学术审定与编辑工作。在改革之潮中崛起的中农信公司以“中国农村发展”为己任，也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开拓为己任。她坚信神农之光永照华夏，中国农民的未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未来与中农信的未来，都将充满光明！

来源：读行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