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继荣 李修科 ：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研究表明，现代化既孕育发展机遇，也可能引发“现代化陷阱”，对传统国家体系具有显著的解构效应。它挑战传统权威，冲击既有秩序，若缺乏与之适配的制度供给，极易诱发国家认同危机、利益分配失衡及治理效能失灵等多重发展困境。

现代社会构成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或结构包括政党、政府、国家与社会，决定其制度绩效的是这些要素或结构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效应。简单地说，国家提供发展平台，政党决定发展方向，政府实施发展政策，社会提供发展动力。当这四大要素有机整合在一起，指向共同的发展目标，形成“集合性行为模式”时，制度的整体效应会得到最大发挥。相反，如果四大要素各行其是，或者协调不足，形成“分化性行为模式”时，制度的整体效应会因为“内耗”而折损。

中国现代化经历了曲折探索、缓慢进展的过程。1978年后，中国通过持续推进治理改革，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家现代化也随之层层递进，不断深入。与早期现代化国家以及其他后发国家相比较，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核心在于阐明其独特的政治逻辑与制度优势。这一维度包含三重关键内涵：首先是根本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构成现代化的核心引擎，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设计，确保改革方向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统一；其次是制度效能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政府制度、社会制度，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后是政策导向锚定——政治维度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本质，努力实现决策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之维，本质是“政党—国家—政府—人民”四位一体的治理范式创新。它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与社会割裂的困境，通过制度化的政治整合实现发展动能聚合，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化的现代性方案。这一维度不仅可能定义中国道路的特质，更有可能重构现代化理论的认知坐标系。本文从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出发，将中国现代化的经验纳入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的总体效应分析框架中，并进一步解析为使命型政党主导，构建自主性国家，通过有为型政府，实施适应性治理，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现代化事业进步的作用机理，以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贡献。

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主导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常被视为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提供领导核心的关键力量。从历史维度观之，强有力的政党确曾推动诸多国家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它们动员社会力量，为工业革命、科技跃进、法制建设铺设轨道，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推动者与领导者。然而，政党政治如果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就可能从现代化的驱动者变为绊脚石。当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福祉之上，政策制定便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现代化转型中的内战、纷争，都是党派撕裂消耗现代化动能的明证。因此，政党具有鲜明的双面性：一面是现代化共识的聚合体与发展的组织者，另一面则可能成为撕裂社会、阻碍进步的因素。要使政党政治真正服务于现代化目标，既需制度的约束，亦需超越党争的政治智慧。政党在现代化中的角色，终究系于能否超越自身狭隘利益，并成为国家共识的塑造者而非分裂的推手——这既是对其合法性的终极检验，亦是现代化得以行稳致远的深层密码。

现代国家多以政党政治的方式来组织和运行。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基本制度确立在先，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是缓和并规制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化与多元化带来的利益冲突的产物。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无论是“议会内政党”，还是“议会外政党”，都扮演着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的角色，是“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其功能和作用在于动员社会支持、赢取选举、组建政府、实施政纲。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从对抗王权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利益团体发展而来，因其诞生于社会利益集团冲突（如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产生）、依赖利益输送维持政治生存（游说—捐款—政策回报循环）而被民众普遍认为是精英利益的代言人。

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宏大历史变革中由多种力量和因素共同形塑而成的。中国早期政党脱胎于传统的秘密会党，是旧国家的敌人；后经近代西学东渐而来的西方政治知识的洗礼、重塑，政党被寄予了挽救民族危亡、践行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政党又被寄予了开展人民革命、走向人民共和的历史使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领导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新使命。中国共产党凭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形成高度互嵌的“政党—国家”结构。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体制是近代中国以革命创制现代国家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和特质两相契合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是承担特定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路径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高度互嵌关系，政党融于国家之中并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面对和应对复杂的内外形势，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还要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从国际环境来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竞争中的地缘政治、强权政治经常对现代化所需的和平外部环境构成挑战和风险。中国式现代化虽取得良好绩效表现，但仍须面对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挑战，直面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风险。从国内环境来看，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容易造成社会和利益分化，因此，避免激烈的利益分化引发的政治分化是国家治理的重大任务。使命意识叠加危机意识，形成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发展意识、风险意识、竞争意识”，“成为它不懈努力的原动力，进而转化为中国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力”。

自主性国家：强国家能力与“拒绝俘获”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现代化成败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找回国家”学派兴起，国家自主性成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研究领域。“找回国家”学派批评此前居于主流的“社会中心论”研究范式，认为“社会中心论”通常将国家视为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争夺、交换和妥协的平台，忽略了对国家本身的主体性、意愿和目标的研究。“找回国家”学派重新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认为需要把国家视为一个重要的解释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变量。

所谓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对外摆脱依附地位、对内摆脱利益俘获，具有能够有效行使权威、提出动议、达致国家目标的能力。中国“政党—国家”关系结构下的国家，不被社会利益集团所主导而能够独立执行“国家意志”，具有应对复杂内外部环境的能力，能超越具体阶层、群体、社会部门利益，具备很强的创议政策和达致国家目标的能力，具有“自主性国家”理论模型的特点。中国的国家自主性从何而来？其一是由革命完成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其二是在“政党—国家”结构中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制度安排。

革命道路的路径依赖、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国家自主性”。作为自主性国家，在国际上，中国能够自主选择和坚定维护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能独立自主决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和立场，能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在国内，中国能有效推行国家意志，追求超越具体阶级和团体、地方和部门利益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目标，能够制定不被利益集团俘获、不被短期政治行为所动摇的符合中国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经济规划与社会政策。建设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国家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有为型政府：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向规避

现代化塑造了现代政府，也深刻重构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激发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从“暴力机器”转向“规则制定者”与“市场守夜人”。现代政府从“暴力垄断机构”转变为“公共服务机构”，其权威性不仅依赖于强制力，更取决于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系统性解决能力。随着现代化向全球推广，“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不仅要求做出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而且要求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零和博弈”重塑为“嵌套系统”——政府为市场框定发展伦理，市场为政府注入创新动能，共同维系复杂社会的韧性运行。

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尤其需要一个“有为型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功能。由于面临内外部环境和要素资源禀赋约束，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实现赶超式发展，就不能走发达国家当初“自由放任”“消极政府”的老路，必须构建一个有为有效的政府，这是实现经济腾飞不可或缺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世界银行曾经归纳过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13个经济体，发现其成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有效地融入了全球化，二是维持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三是有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四是坚持以市场体系来配置资源，五是建立了守信、可靠、有能力的政府。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转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政府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资源汲取、人才招募、经济规划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市场相互塑造，一方面，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依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定位，调整自身的角色和功能，不但能够承担起提供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务等一般性政府职能，还能积极运用财政政策、经济政策和关税政策等为本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中国政府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法治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积极扮演和发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为型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使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成为一对共轭式存在。

适应性治理：开放性和适应性的政策过程

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因此，要求构建开放性和适应性的政策体系，这样的体系要具备动态响应的机制、多元协同的网络和学习进化的能力——以开放架构吸收社会复杂性，用反馈回路替代线性控制，在持续调适中实现发展与稳定的动态平衡。实际上，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要寻求延续和发展，都必须有“适应性能力”，通过制度性安排发现和纠正既有缺陷，接收新消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能力。中国现代化建设，无时无刻不在应对复杂局面、未知环境、不确定性、观念和利益冲突，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下，对所需处理的问题进行优先排序，合理分配注意力，及时找到合理和合适的决策方案，考验着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和体系的适应性能力。

在真实的政治世界里，结构与过程是相互塑造的关系：政治结构制约及限定政府过程和政策过程；反之，政府过程和政策过程又修正和形塑政治结构。“使命型政党”“自主性国家”和“有为型政府”三者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宏观结构。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中国的政党、国家、政府的动态运行过程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又支持了适应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可以解释中国表现出的制度韧性和适应能力，也支持“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制度原则。将“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结构与适应性治理结合起来，构成从政治学角度解读中国现代化的“结构—过程”范式。

中国的适应性治理带来中国良好的发展绩效。仅从政策过程来看，中国的适应性治理提供的经验可归纳为三个结合。第一，政策议程设定：政党主导与人民主体相结合；第二，公共决策过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第三，公共政策创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

结语：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贡献

总体来看，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国际环境不同，其现代化路径和方式呈现多样化的模式。（1）西方早发内生模式（西欧/北美），呈现为现代化发轫时间早、现代化动力内生、现代化过程渐进的特点；（2）东亚后发赶超模式（日、韩、新加坡等），政府强力主导经济发展和制定产业政策，优先发展经济，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策略，快速实现经济腾飞；（3）苏联/东欧模式，以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农业集体化，后期因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而遭遇困境，不得不转型；（4）拉美依附发展模式，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主要出口初级产品，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薄弱，经济发展不稳定，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经历长期的艰难探索，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多年内，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改造；目前，正在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探索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现代化的版本升级。从现代化主导力量的角度看，相较于上文所总结的其他国家社会促进、政府主导、计划管制、外资拉动等模式，中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政党领导的综合现代化模式。中国特色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既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史产物，又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是政党引领的国家治理革命，通过政党整合国家、驱动政府、激活社会，形成高度协同的治理体系。

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1期